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关于抗战的话题日益频繁，虽然轰轰烈烈的9·3抗战胜利纪念日已经过去了，但是关于抗战的话题依然方兴未艾。昨天，当9·18防空警报再次拉响，不由得勾起了笔者对一个早已想说两句的话题的思考：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在华日军人数最多时有近200万，协助日军的中国伪军最多时超过100万(整个抗战期间伪军总人数约为210万)。

抗战时期汉奸为什么会这么多？

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虽然我们看到在抗战中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但是我们也不能回避中国汉奸多如牛毛的事实，这些汉奸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对此笔者愿与大家共同探讨这一问题。

第一、 人类生存的本能蕴育汉奸的土壤。中国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在传统的道德文化中，我们既看到了“五伦、五常、四德、八维”的道德精髓，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识时务者为俊杰”；“胜者为王、败则为寇”；“好汉不吃眼前亏”；“好死不如懒活”等消极的思维在一部分人的心里扎根，这种充满着狡黠智慧的思想其实是跟全人类连为一体的，一些原来就与人民为敌的地痞流氓、土匪恶霸为了一生都追求的荣华富贵自动的就成了日本人的帮凶，当战火来临人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许多人放弃了抵抗。当战火来临之时，各国国内民众对战争的呼声总是不尽相同的。以二战前后期间来说，在日本，既有对侵略政策意见不统一酿成重大血案的“二二·六兵变”，也有被八路军俘虏并为中国抗战服务的“日本八路”的，在美国，有日裔军队组成的第100营/第442团战斗队是二战期间受勋最多的美军部队：该部累计有1.8万人因功受表彰，9486人次因战伤获紫星勋章（第100营因此被称为“紫星营”），559人次获得银星勋章，4000人次获铜星勋章，7次获总统部队嘉奖；在德国，为了反对希特的独裁统治和早日结束战争，德国国内少数人发动了刺杀希特勒，谋求结束战争的政变，连享有“帝国之鹰”“沙漠之狐”的德军军神隆美尔也牵连至其中，虽然政变失败，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了正义的光芒；苏联卫国战争期间，570万的苏军士兵被德国俘虏，其中有超过100万的苏军俘虏投降后加入了德军，这些“志愿者”的一些后来被编为“俄罗斯解放军”，由投降的苏军将领弗拉索夫担任司令。在参战各国，都有被敌国收买的间谍为敌国服务。由此可见，我们所说的“奸细”“叛国者”各国均有之。

第二、因权力斗争失败而加入汉奸队伍。抗战中中国诞生了两个最大的汉奸集团，一是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汪伪国民政府，二是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两者之间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都是被日本人“以华制华”政策扶持起来帮日本人卖命统治中国人的代理人，都是建立的傀儡政权，两者都有因在国内权力斗争中失败而想重新夺回掌管国家权力的野心家。首先，在国民党党内，汪精卫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其在国民党内的职务与威信远远高于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1927年4月，任武汉国民革命政府主席，一度与叛变革命的蒋介石进行争权斗争。但是最终优柔寡断的汪精卫在与蒋的权力斗争中败下阵来，再加上在中日战争中日本的强大军事实力让汪精卫对抗战胜利的前景感到绝望，由此才引发了汪叛党叛国、甘当日本人走狗的决心。大清的最后一位皇帝宣统皇帝溥仪因为3岁就稀里糊涂的登基，3年后就稀里糊涂的下台而耿耿于怀，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老祖宗近300年的江山给丢了，此后又发生过张勋复辟的闹剧，再加上一些忠心耿耿的满清遗老遗少，或向满清皇室表达过好感的社会名流，让这位末代小皇帝对前景最终充满了幻想，始终念念不忘恢复大清江山，直到日本人最终找到这位合适的代理人，才让他感到仿佛幻想变成现实。无论是汪精卫和溥仪，他们当时在中国国内都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因此也给许多有投降思想的人带来巨大的带动力，使越来越多的汉奸加入了进去。

第三、因留学日本对日本有好感也是投敌诱因。甲午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后，日本的强大让很多中国人充满了对日本的向往，中国人掀起留学日本的热潮，许多社会精英都选择留日深造，他们或官派、或自费纷纷前往日本学习，在这批被称为“镀银的一代”的留学生中，有不少人视日中亲善为理所当然，因此当日本入侵之时，亲日情结使得一些人或多或少都会积极地从事所谓的“维持”事业，觍颜而行，不知羞耻，即使虽曰被迫，无非半推半就。据统计，在伪满、华北、华中、汪伪四家伪政权144名高级官员中，就学缘而言，曾留学日本者有54人，占到38%，汪精卫就是其中主要代表，同时一些留学日本的学生在回国之后因为国内条件太差或政局动荡难变得英雄无用武之地，自日本人侵略中国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日本人的威迫利诱下感到自己大显身手的时机已经到了，于是便加入了汉奸队伍。其实，即便是很多汉奸没有留过学，但是在军阀混战时期也曾因为主子与日本人互通曲款与日本人交往甚密，因此甘愿作日本人的贩夫走卒。

第四、因受到蒋介石集团打击和排挤被迫加入汉奸队伍。借他人之手消除异己是蒋介石的拿手好戏，自蒋介石掌握国民党军事大权以来，这种手段就一直是蒋介石长期运用的一招。在抗战当中，为了抗战，各党派、部队都支持蒋介石领导抗日，但蒋心胸狭窄，目光短视，只考虑如何维护个人和小集团利益。不但敌视中共，也排挤包括国民党其它派系在内的一切异己，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将装备低劣的杂牌部队送往抗日一线跟日本人硬拼，抗战中不给他们补充，等部队打光了就取消番号，部队打残了就分割编入其他部队，许多地方部队就这样被一点点的蚕食殆尽，我想许多年前一部名为《大捷》的电影就是这一现象的悲壮缩影。陆军新编11旅曹又参旅长在1945年12月11日对晋察冀日报记者指控说:“国民党当权者藉抗战美名，把甘肃省地方武装部队，所谓杂牌新10旅及11旅暨新14师，调赴北线，名为支持绥包，老中央军即乘机进占甘肃防地……后受命封锁边区，严防共产党当局，蓄意挑起11旅与中共部队冲突，用此‘一箭双鵰’办法，消灭八路军，并借此消灭11旅。”兵强马壮的30万东北军，抗战前把他们放在剿共内战的第一线上;并以“新式整军”为借口使许多东北军军官有职无权，连个正规番号都没有。”到抗日战争结束，东北军已名存实亡，或加入共产党队伍，或变成伪军队伍，或被中央军收编。川军23集团军114师师长张德昌投靠日寇就是其中典型案例。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为了消除异己，逼杂牌军当上汉奸的事例不胜枚举，此举也较大的壮大了汉奸队伍。 

第五，为钳制共产党队伍的壮大进行所谓“曲线救国”活动。汪精卫所提出“曲线救国”论就是著名的投降理论之一。抗战中，国民党内无论是汪精卫或蒋介石，他们都积极支持曲线救国的，当时国内一些顽固派分子为实行降日反共，他们指使或支持一部分军队和官员投降日本侵略者，变成伪军、伪官，和日军一起进攻抗日革命根据地，并将这种叛国投敌行为也诡称为“曲线救国”。抗战过程中，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越战越勇、越战越强，这是蒋介石所一直不能容忍的事，因此国民党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之后，迫于国内外的谴责与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公开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然而在抗日前线的一些国民党部队，既打不赢日军，也打不过共八路军、新四军，因此他们在日军的诱惑下加入了汉奸队伍，他们加入日军的主要目的就是消灭共产党的抗日武装，他们既不跟正面抗日战场的国军作战，却专门对付共产党，此举既得到重庆方面的赏识，也为日本人对付抗日武装增添了力量。李长江是投敌国军将领中比较典型的一位。当时，他与李明杨一起在山东泰州一带参加对日作战。由于情势危急，他俩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李明杨带领一支部队进行游击战，李长江投降日军，意图保存力量，以期后举。在投敌前，二李向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请示，蒋介石默许了。于是，1941年2月，李长江率所部8个支队向日军投降。在这之后，国民党军队开始了一波“曲线救国”的小高潮。以至于现在都还有不少人为“曲线救国”唱赞歌。同时一些国军部队虽然表面没有投靠日军，却与日军暗地里签订停战友好协定，成为日军的帮凶，一致对付共产党。

以上五点，尚不能完全概述抗战期间中国为何汉奸如此之多的原因，但是能够将这个问题畅叙一番，也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小小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