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古代史书，历代历朝，无论哪一个皇帝，不管他掌权时如何骄横如何霸道，后人对他的评价是好是坏，绝对没有一个皇帝敢于承认自己的罪过。秦始皇当皇帝是焚书坑儒，临死前还为他自己制造秦皇陵，绝对没有认罪。武则天作为一代女皇，嫁给两个皇帝又害死两个皇子，残害后宫妃子，死前也没认罪。诸如此类的例子多之又多，封建社会的皇帝总是高高在上，对老百姓的掠夺和剥削又是十分残酷，但是，几乎没有一人敢认罪。

再看看大清朝的历史，从努尔哈赤到溥仪，他们以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轨迹，跃上了历史舞台，统治着这个泱泱大国。他们中间不乏开国之君的天资英武，不乏治世之帝的雄图远略，也不乏守成之帝的平庸无为，改革之帝的满怀抱负，也有末代皇帝的狼狈退位。但无论是在位长达六十一年的圣君康熙帝，还是短命的仅仅亲政七年的同治帝，他们谁都很难开口言其罪过。

但是，却有一帝，他作为清朝入关的第一位皇帝，更是倚重汉官，重视整顿吏治，注意与民休息，但他急躁易怒，当他所宠爱的董鄂妃死后，他信念俱灰，一度要皈依禅门，想做和尚，因为消极厌世导致他染上天花而英年早逝，临死前他在遗诏中深刻追悔，自责十四罪，承认自己所犯下的罪过。他就是清朝历史上的顺治帝。

顺治十七年年底（1660年），顺治帝因为身体感觉不适，随即下令免去每年一次的元旦群臣大朝贺，原本应该由他亲自主持的除夕祭礼，也不得不派官员替他主持。

顺治帝感觉此次患病和以前不同，在正月初二那天，他硬撑着身体来到了寺庙，安排自己宠信的太监吴良辅落发为僧。谁知就在当天晚上染上了天花，卧病不起，高烧不退。他预感到自己病情严重，将不久于人世，初三传旨给玉林通琇，为他自己念经祈祷，初四将自己患病的消息告知朝中大臣。

朝内朝外也因为这个消息顿时紧张起来。紧接着传令释放除十恶不赦外所有的在牢囚犯，以此为皇帝祈福，祝愿皇帝康复。而顺治帝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对后事进行安排也迫在眉睫。在初六深夜，顺治帝紧急召见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王熙，原内阁学士麻勒吉，一起到养心殿，向他们口授遗诏。

三更十分，顺治帝对着王熙和麻勒吉，说道，自己染上天花，恐怕命不保夕。说完吩咐王熙撰写遗诏。王熙泪流满面，顺治帝命他忍住悲痛，在床前初拟诏书。王熙见顺治帝十分疲惫，便建议等臣把诏书拟好再让顺治帝过目。顺治帝表示同意，于是王熙用了初七一整天的时间拟定诏书，“三次进览，三蒙钦定”，太阳下山时才拟定完成。

在初七夜间，年仅二十四岁的顺治帝与世长辞。顺治帝驾崩后，麻勒吉等人将遗诏呈递给孝庄太后，并向诸王贝勒宣示，到第三天，遗诏公布于全国。

在顺治帝的遗诏中，除了确定继承人，也就是顺治帝临终前下旨由玄桦（后来的康熙帝）继承皇位外，还自责十四罪，深深承认自己的罪过。

顺治帝在遗诏中指出的自己十四条“罪状”，主要包括：未能遵照祖制，渐染汉俗，在朝廷内重用汉族官员多于满族官员；没有对皇太后尽孝道；奢侈浪费，尤其是举行董鄂妃的丧祭典礼费资过多；没有能够任用贤能；没有做到纳谏如流等等。其中针对于习汉俗，任用汉官超过满族官员这一罪，在顺治帝的遗诏中这样写着：“朕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漠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本未嫀，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顺治帝这样认罪，是否为孝庄太后篡改，无从定论，但是作为一个皇帝，临死之前承认罪过，真的是前所未有，后无来者，开先古之典范。

为弥补罪过，顺治帝遗诏中定立继承人一事上，宣布后来的康熙帝之外，考虑到皇帝年幼，尚未具备主持朝政的能力，因此顺治帝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任辅政大臣。在清初之前，只有八旗宗室、皇亲国戚才能作为辅政大臣，而顺治帝遗诏中定立的四位辅政大臣，均为异姓，皆非宗室国戚。这极有可能是顺治帝考虑到亲王摄政、幼主受挟导致皇帝有名无权，而故意为之。他实在不想让自己亲历的悲剧再在自己儿子的身上重演，因此便在上三旗中选择了效忠君国且位高权重的异姓大臣来辅政，可见其良苦用心。

顺治帝少年登基，亲政十年，勤勉政事，整顿吏治，爱护百姓，减轻赋税，知人善任，虽然说政绩不为显著，但也为巩固大清的统治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康乾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顺治帝能在遗诏中自认罪过，实为一代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