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笔者有一种信念：民智已开；未开的，只是普通民众表现出来的不予过问的态度罢了（中国人沿袭自祖辈的传统习惯用语“不问政治”）。民智已开（历史阶段性词语），和媒体上的某些（贬低性）舆论，仍然不在同一个频道上。

中国晚清近代史有一条主线，这条主线不是仅用行动来表示的，也不是仅用（有立场性）史笔记载来表示的，而是用一种人文理念来表示的。它就是文化与知识这种理念性（进步与否）的东西。人们常说，物质容易消亡，而文化理念这种精神的东西则不会轻易消亡。史料记载的多面性，构成了近代史变化发展的这条主线，它们互为矛盾、互为冲突、互为推动，用多侧面来体现同一件事物。现以晚清洋务运动为例，来明示任何事物所表现出来的多面性。

以中国民众对晚清洋务运动的认识时间顺序来看，洋务运动的第一面是它的反动性。这种史论曾风靡于上个世纪中期中国建国初三十年的史述和教科书中。洋务运动首先以建立军工企业为起步，而它起步的第一原因，是清军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尝到了甜头，洋枪洋炮更有利于镇压太平天国。这在晚清功臣清军大帅、将军们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史笔中，都有记载。而在建国初期，史述的叙事角度，是以晚清民众被压迫与清政府压迫互为对立的、以被压迫者的角度为角度的（以清政府角度去看：太平天国同样是反向而动的）。晚清史实是，清政府把洋务运动作为了内外维权（语境词语“权自我操”）的工具。

洋务运动的第二面是它的垄断性。洋务运动引进的机器工业如纺织、挖煤、电报、制造等工业化生产，无不以官营或官督商办为特质的。它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传统官本位、专权思维。自主民营，在晚清七十年间，永远只是国人的一种奢望。这是它的经济垄断性。晚清有一个语境词语叫“同光中兴”，它反映了，伴随着洋务工商化即贸易展开（本土文化则是压制商业“商为末等”观），晚清士绅们口袋里的钱比过去多了。产业多样化使得晚清社会初具欣欣向荣的经济景象；但另一方面，反映出了，根据无数近代史学者研究证明，清政府宣称的“中兴”，更是它的权力中兴：它把太平天国起义后被迫交给地方督抚的权力，逐渐地收归清廷中央，完成了中枢集权的“中兴”过程。这则是它的权力垄断性。

洋务运动的第三面是它的进步性。无论清政府引进洋务的目的是什么，它客观改变了旧中国小农经济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面貌。洋务运动冲击了中国的传统小农生产方式、小手工业劳动方式，但同时又在工业化中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提升，加固了清政府统治基础。尽管晚清经济仍是一种垄断经济，但它生产、经营、贸易的多样性，胜过于经济上的单一农耕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同时，由于文化的自觉传播，中国从晚清原有的圣贤书学说或文武两术（选官科举制是国人掌握知识的指挥棒）发展出了无数具有现代文明社会特质的理论学说。史实说明，中国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生物学、动物学、考古学、医学（有别于师徒相传、父子相传的郎中）、美学、心理学、逻辑学、新闻学等等，无不发轫于晚清社会。谁也无法否认，它深刻影响着中国内质社会的方方面面；它又像一双无形的推手，在晚清国人的背后，起着不自觉的推动作用。另外，无论持何种立场的近代史学者，都认同晚清中国“睁眼看世界”，而“睁眼”则意味着进步。

洋务运动的第四面是它的学习性。对于晚清国人来说，替代繁重体力劳动的工业机械化，是被视为“神助”的，当时有一个语境词语叫“奇技淫巧”。无论是内政外交、学校教育、法律制度、金融（钱庄变成了银行）、天文地理知识，以及人们生产经营贸易方式，无不在学习中有了起色。这就是史论中的那个中国近代化过程。在政府机构、近代化军事建设部门、外交部门、企业内部，都高薪（高于本国人数倍）聘用了外国顾问和技术人员，甚至把海关完全交予外国人去管理（清政府这一举动自觉地说明：它无能管理这个对外性质的海关）。晚清学习自觉地培养了一批求强求富、推动中国进步的洋务学者、洋务官员、革新中国的开明进步人士，为“千年之变局”的维新变法、清末立宪、甚至清末民初革命奠定了人文思想发展的社会基础。这是它（晚清政府）的利弊兼有性。无数近代史学者研究证明，晚清政府付出的学费很多，但收益很小，这缘于它没能改变看待人类社会的思维模式。假如1894年甲午战败宣告了三十多年洋务运动失败，那么戊戌政变则宣告了适应时代要求的制度变法失败，而1910年清政府组建皇族内阁，则宣告了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清末新政”彻底失败。

洋务运动的第五面是它的排外性。不同治权习惯、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理念，必然包含了这种冲突性和排斥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历史性专权文化背景加深了这种冲突，而国内垄断则是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时期出现了一个语境词语“与洋争利”，它争夺的对手是“洋”，而争夺的对象，仍是晚清中国国内。这加重了晚清社会普通民众的灾难。晚清排外以技术层面“师夷为耻”为开始，以制度层面的皇族内阁而告终。

洋务运动的第六面是它的腐败性。洋务运动是引进洋务资源的一个过程，清朝官本位制度使得权力者在拥有权力资源的同时，又拥有了洋务资源，而这成为了权力者的一种奇货可居，加大了官僚阶层贪污腐败的力度。一分权得一分利，十分权得十分利，官位愈高，愈能垄断这种资源。而那些走在洋务最基层的底层社会实践者，则几乎就是劳而无功、甚至无德，随时可以冠之于“通夷”（语境词语“汉奸卖国贼”）罪名。洋务又成为了当时社会人人自危的一根钢丝索。

假如晚清近代史定义“甲午战败宣告洋务运动彻底失败”，那么，1911年清皇朝覆灭，则宣告了这个皇朝专制制度下的洋务运动的不可能性。这是晚清近代史的一种自觉叙述。

晚清洋务运动和任何时代的任何事物一样，都具有它的多面性。用单一的、非此即彼的观点去叙述，只是某一历史阶段的史述者的思维观念或说理念而已，它只表示了某一时代人们（包括受众）的一种思维模式和思维水平，而不表示历史真相——这适用于上溯历史的很多现象。用单一性叙述方式去记录“历史”，则具有了历史学者们常说的“瞎子摸象”、“历史具有欺骗性”特征。这样的“历史”，在后人的历史探究中，会以“翻案”形式自觉地体现出来。这也许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