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周作人对于中国人闹洞房的风俗深恶痛绝，他在《谈龙集》中写到：“又浙中有闹房之俗，新婚的首两夜，夫属的亲族男子群集新房，对于新妇得尽情调笑，无所禁忌，虽云在赚新人一笑，盖系后来饰词、实为蛮风之遗留，即初夜权之—变相。”文中的“初夜权”直指元朝时，蒙古人对汉人实施的残酷保甲制中的一项：汉人新婚的妻子得先送到蒙古保长家过三天，保长享受完毕后再送回。

元朝的保甲制，流传到了现代，在叙述上主要有这么几条：元朝制度规定十户为一保，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保长，这十户的财产和女人保长可以随时、随意取用；汉人、南人不得拥有金属刀具，十户人家只能共用一把菜刀，且菜刀平日里须寄放在保长家；保长对汉人新娶的妻子享有初夜权，汉人娶妻后必须先将妻子送至保长家，三日后再接回。

有专家进一步解释说：由于初夜权的原因，中原很多地区汉人有“摔头胎”的习俗，以保证自家血统的纯正。

元朝对待汉人的高压政策，我们在中学学习历史的时候就有深刻的认识，比如课本中说汉人或南人杀了一个蒙古人，得连坐，亲戚要跟着一起掉脑袋；而蒙古人杀了汉人或南人，则仅需赔偿一头牛。倘若保甲制中真的含有“夺取汉人初夜权”的律令，那的确是汉人的奇耻大辱，但是仔细琢磨却不免让人生疑，“初夜权”不仅在任何史料中都没有明确记载，且从逻辑上也行不通。

首先，从 “初夜权”的概念来看。“初夜权”一词最早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当时欧洲人相信少女第一次的“落红”是不祥之物，会给男人带来厄运，只有高贵地位的领主才能抵抗这种力量，所以贫农家的少女都会自愿将第一次献给领主。在我国的南宋、西夏时期，西夏也曾小范围有过“初夜权”，原因在于西夏人普遍佞佛，上层妇女往往自愿将自己的初夜奉献给“有道”高僧，以示虔诚。无论是欧洲还是西夏，初夜权最大的特点是妇女“自愿”，而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汉人显然不会也不可能自愿，虽然当时的汉人只要有一口饭吃，不被逼到没有活路，就会逆来顺受继续忍下去，但是对于汉人女人来说，失去贞操比丢了性命更可怕；对于汉人男人来说，再窝囊，“夺妻之恨”也绝不能容忍。倘若蒙古人强行施行“初夜权”，别说他们能统治90年，可能连9年都统治不到就被推翻了。

其次，从元朝统治者的执政观念来看。元朝统治者在执政期间极力宣传贞节观念。有学者认为元朝“提倡贞节至极致”，一本《元史 列女传》中记载了烈女187人，其中贞节烈女竟达161人。从常理上看，统治者不可能一边宣传贞节观念，另一方面又制订律令来破坏它。在蒙古人征服了中原之后，出于各方面的考虑，维持社会稳定成为他们稳固政权的第一要务，且元朝的朝廷中大臣有不少的汉人，如果 “初夜权”这样野蛮的律令能得以实施，社会必将大乱，汉人大臣也会强烈反对，从方方面面的角度看，“初夜权”决不可能实施。

最后，从蒙汉的人口比例来看。根据考证，元代人口大约有1亿2000万，其中进入中原的蒙古人不过区区30万。这30万蒙古人中大部分是随着军队迁入的，他们的职业是军人，必须按照编制集中安家。其余部分的蒙古人虽然散落在中原各处，但是人数上已经少得可怜。在与汉人人数上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当时即使有“初夜权”的律令，蒙古人也有行使“初夜权”的权利，怕也是力不从心吧。

至于专家说的元朝中原“摔头胎”的习俗更不可信。即使“初夜权”是真的，元朝的中医也完全可以根据妇女的生理情况算出怀孕的准确时间，而没必要不分青红皂的“摔头胎”。

虽然“初夜权”没有作为单独颁布的律令，但不可否认，元朝统治时期是中国汉人最黑暗的时刻。所以不排除它成为蒙古统治者的隐性权利。毕竟在那个汉人作为奴隶的年代，尊严和自由的丧失让他们成为蒙古人待宰的羔羊，别说初夜权，即使是性命，也随时会被肆意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