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中有一段记载：“贞观六年（公元632年）12月，唐太宗放归天下死囚，约定第二年秋天来京受死，结果，出狱的390名死囚，无人督率，竟然都如期回到朝堂，没有一个人逃跑。

明知已被判死刑，既被纵遣又无人督率，完全有逃脱的机会，死囚为何不逃之夭夭而乖乖回京受死呢？据笔者推测，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唐律》在制定时就本着法务宽简，宽仁慎刑的精神进行。从立法上看凡是被判处死刑的都是非杀不可之人。《唐律》不严厉，疏而不漏，属良法之治，这与当时统治者唐太宗李世民在立法方面力求宽简，去重从轻有很大的关系。

二是在死刑适用上遵守严格的秩序。唐太宗认为，死刑须格外重视，所以对死刑犯要实行三复奏，向皇帝报告三次，以减少死刑，杜绝冤枉。而且，唐太宗还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了《武德律》，并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颁行了《贞观律》。对死刑一再从轻，改为流刑，并删去“兄弟连坐俱死”之法。

后来，唐太宗觉得三复奏还不够，特别是在错杀张蕴古之后，规定了五复奏并且前三次和后两次复奏之间必须有时间间隔，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样经过三复奏和五复奏程序杀掉的囚犯基本上都是该杀的。而且，唐太宗还规定实行死刑之日，尚食不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因为酒能乱性，音乐能使人不能进行理性思维。这一切都是为了在行刑前的最后一刻，让皇帝进行冷静思考，以免错杀无辜。

更难能可贵的是，唐朝在对待死囚时的人情味和信任度。死囚临死前，可在无人督率的情况下回家告慰父母，抚慰妻儿，这在现今也是令人惊叹的。守信众归比失信要好得多，死囚最终获得“隆恩”，被免死。《旧唐书》载：“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之。”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还放出宫女3000余人，让她们自行组建家庭。白居易有诗歌颂唐太宗德政：“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当然，对于此事，后人褒贬不一。

歌功颂德者认为唐太宗以一个明君的胸襟气度，同情囚犯、信任囚犯让其回家。囚犯以同样的诚信回报唐太宗，彰显了唐太宗的明君之道，贤人之道，王者之道。

恶评者以欧阳修为代表。欧阳修撰《纵囚论》短文，以严密论证矛头直指唐太宗放死囚回家是为了博取贤君之名，太过虚伪。

唐太宗李世民是出于本心还是作秀，至今仍没有一个准确答案。

但是，在唐太宗统治后期，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警告贪污者，而是以身作则并制定了一套尽可能科学的管理体制来预防贪污。他以民为本，广开言路，虚怀纳谏，重用人才，唯才是任，使得当时社会秩序比较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贞观之治”的黄金时期，使当时的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他无愧于中国历史上的明君之一。（陈令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