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以西方史学家为主流的历史观点将其视为西方“理性精神”的产物，即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复兴。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然被人们广泛接受，并且成为世界历史教科书的金科玉律。其实这个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只要我们细想一下文艺复兴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我们对这个观点就应该有所怀疑的。文艺复兴运动大约兴起于十四世纪初，它肇始于意大利，繁盛于西欧诸国，在东欧和北欧均有传播。这场规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之所以在这一时刻发生，绝不是偶然的，与这一时期新航路的开辟及其与之相伴的殖民贸易活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欧洲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是世界上经济与文化极不发达的地区。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欧洲便进入了中世纪的最黑暗年代。虽然欧洲进入了封建社会，但是由于罗马帝国崩溃时生产力水平很低，欧洲的经济文化水品相当落后。再加上当时欧洲土地上长期持续的兼并战争，欧洲几乎处于一种停止不前的状态。这一时期宗教神学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导致这一时期的欧洲几乎没有给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留下太多值得称道的重要成就。然而就是在这样落后的历史背景下，欧洲却发生了改变自己历史命运的文艺复兴运动。对文艺复兴运动，西方的历史学家坚持认为这是西方文明自发的历史产物。其实这是一种相当武断的历史结论，是“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历史产物。很显然着是对其它文明缺乏应有尊重的一种历史心态

文艺复兴运动虽然发生在欧洲的土地上，并对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从来就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当时的时代环境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艺复兴前夕，欧洲兴起了航海热，正是通过这一时期的航海探险，导致了美洲大陆的新发现以及欧洲通往亚洲新航路的开辟。其实在欧洲人开辟新航路之前差不多一百年前，中国明朝政府就已经开始了新航路的开辟。郑和带领的庞大商业船队先后七下西洋。郑和远航的成功主要根植于封建帝国国势强盛，皇权膨胀需要的需求，因此它不可能持久进行下去，很快随着大明帝国鼎盛时代的结束而告终。虽然如此，郑和远航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历史上，无论是从经济、文化交流的角度，国际关系的角度，还是从人类地理，航海知识的积累角度来看都达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高度，并对后来的欧洲新航路开辟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十五世纪的新航路开辟，使东西方原本相对隔绝的两大文明之间有了频繁的历史接触。中国这个原本在西方人眼中充满神秘的国度，通过西方新航路的开辟和相伴而来的殖民贸易，将当时先进的中国印刷术，瓷器等工业产品以及先进的造船工艺、航海技术、 航海图纸、蒙古的战争技术等都带到了欧洲。这些与欧洲“宗教知识”相区别的人文知识，极大地增加了欧洲人的审美素养和生活品位，扩大了欧洲的空间视野，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无疑发挥了积极作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首先得益于新航路的开辟，打通了相对闭塞的文明世界间的联系。正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碰撞激发了这场人类历史上有着非凡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西方史学家将其定性为古典文化的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给欧洲留下了什么有价值的精神呢？我们不得而知，就连西方人也没有明确的答案。正如英国的加文•孟席斯不无讽刺的对英国文艺复兴前夕的历史现实所进行的描述那样，在“亨利五世（1387-1422）的图书室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还有三本还是从欧洲修道院借来”的，当时欧洲的文化落后状况，由此可见一斑。西方科学知识的兴起，只能是大量借鉴和引进中国、阿拉伯世界的科学知识的结果，而绝不可能是相隔1500多年前衰落的的古典文化的复兴。也正因为如此，有人干脆说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催生了欧洲近代的复兴。

众说周知，欧洲人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民族，他们看待问题，处理问题的落脚点一般是十分现实的。欧洲人将他们的文明标榜为海洋文明，将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称之为农耕文明，蒙古游牧民族为代表的北方文明称之为草原文明。文艺复兴前夕的十五世纪是一个航海拓疆的时代。东方的大明帝国无疑是这场改变人类历史命运活动的先锋。郑和航海虽然在历史上持续了不长的时间，但毕竟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这次航海路程之远，到过的范围之广，取得的成果之丰富，无疑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英国航海家加文••孟席斯根据自己的研究得出结论说，郑和当年航海已经越过了好望角，进入了大西洋，其船队的足迹曾到过非洲西海岸，并与非洲西海岸的民族部落或国家进行过商业交往。因此这次范围如此广泛的航海对欧洲的航海也肯定产生了影响，并且欧洲人航海所使用的海图就是中国人绘制的。伴随着达伽马东方新航路的开辟和麦哲伦环球航行的成功，东方那个令西方向往的神秘国度渐渐被扯下了神秘的面纱，并且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欧洲人的视野里。这块土地上产生的文明成果及财富，通过殖民贸易的船只带到了西方，一下子让西方人投入更大的精力和热情去关注他们现实的生存问题，而不是那些虚无飘渺的，无关国计民生的神学问题。通过航海，西方人了解了东方，发现了新大陆，通过殖民掠夺，大量财富进入欧洲，这让习惯坐在教堂里接受牧师洗礼的欧洲人本能地对基督，对上帝不再像以往那么虔诚，甚至有了反感。于是打破神学观念的束缚，关注社会，关注世俗成了时代进步的潮流。投身海洋，进行殖民贸易与探险成了欧洲人最热衷的事情。航海是一项高风险的活动，这项高风险的活动需要科技，军事，医疗等全方位的支持，于是便带动了欧洲科技文化的全面振兴。与此同时，海外大量的殖民财富的掠夺，不但让欧洲殖民者变得富有，同时又为与航海相关的科研提供了资金支持，两者互补，使欧洲的航海事业没有象郑和的航海那样昙花一现。正是通过大航海，欧洲人不但了解了世界，而且也为他们殖民世界，掠夺世界财富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欧洲的文艺复兴绝不是欧洲文明自觉发展的产物，绝对是来自航海运动的刺激，使欧洲人的财富欲望无限膨胀，并让他们在追求财富，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借鉴和吸纳外来文明，一步步走向复兴的。

欧洲人将自己的文明称之为海洋文明，或“蓝色文明”，可见海洋对欧洲人生存与发展产生的作用是非同一般的。回顾欧洲人的海洋文明，也正是中世纪晚期，文艺复兴前夕的航海运动让欧洲人真正走向了海洋。欧洲人向来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的价值观凌驾于世界其他民族之上，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他们居功至伟。其实回顾一下人类历史，欧洲的真正辉煌也就是自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在此之前，中华文明，阿拉伯文明等均远远超过欧洲文明。中世纪的欧洲，长期处于神学统治之下，欧洲人的精神与思想受到了了严重禁锢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而此时在东方，北方的草原文明对古老的中华农耕文明也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以辽、金，特别是元朝的军事威胁尤为严重。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在北方的崛起，实际上已经阻塞了中原汉族通过陆路与西方的往来。于是中国的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不得不把与海外联系的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大海。正是在这一时期，一条新的“丝绸之路”在海上诞生了。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意义非凡，它不但开辟了欧亚交往的新通道，更重要的是让先进的中华文明也进入了西方。伊本白图泰、马可波罗、利玛窦、汤若望、郎世宁这些先后赶往中国的西方人都走过这条海路，因此，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与西方就开始了海上贸易往来。最近南海地区的一系列考古新发现更加充分的佐证了这一点。不过西方史学家在分析历史的时候，太过于分析不同文明之间交往时发生的冲突与交锋，很少考虑交往时产生的交融，互惠的一面。他们把他们近世以来取得的文明优势，完全归功于他们自己，这实在是有失历史的公允。

中华文明向来对外来文明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从历史上看，华夏文化同其他文化基本上是一种相互融合的过程，正是这种文明的巨大包容性，使得它对任何其他文明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也正是这种适应能力让中华文明在与其他文明交往的过程中往往不是通过军事等激烈的手段，而是在一种潜移默化的状态下，与其他文明相互共生，共同促进，和谐发展，这也正是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一脉相传，不曾中断，并且时时能焕发巨大的生机与活力的重要原因。中华文明融入欧洲文明也是这样一种隐形状态，对此欧洲人却视而不见，这不能不是一种历史的遗憾。没有航海运动带来的中西文明的交往，就不可能出现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和历史事实正清晰地证明这一历史结论，在西方文明面前，中华文明在推动人类历史进步方面毫不逊色，我们应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充满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