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松在宋宁宗时曾为“台谏”，解剖一下这只“麻雀”，或可看出宋朝的此类“台谏”，对于权力尤其是相权的监察与制约，能有什么作为。

程松当上谏议大夫，靠的就是一个“谄”字，此前他“知钱塘县”，还不到两年就蠢蠢欲动，先“谄”了日后投靠金国称王巴蜀的吴曦而搭上韩侂胄的贼船。韩侂胄曾为一件小事把他的“爱姬”赶出门来，程松听说此事，意识到机会难得，立马“以百千市之”，将她小心伺候谨慎供奉。没过多久，韩侂胄想起这位“爱姬”把她召了回去，听“姬具言松谨待之意”，“大喜”之余便给程松升官晋爵，先为“干办行在诸军审计司、守太府寺丞”，没过多少时日，又“迁监察御史，擢右正言、谏议大夫”，这三个官职都在“台谏”之列。

程松出任“台谏”之后，“满岁未迁，殊怏怏，乃市一妾献之，名曰松寿。侂胄曰：‘奈何与大谏同名？’曰：‘欲使贱名常达钧听。’侂胄怜之，遂除同知枢密院事。”台谏之职责原在监察官吏，尤其是监察宰辅是否擅权滥权，程松却为升官晋爵而以美女行贿，巴结权贵，可谓煞费苦心。韩侂胄说“奈何与大谏同名”，特别点出“大谏”二字，既是对这种监察权的讥讽，也是对这位台谏的蔑视。亏得程松还能以“欲使贱名常达钧听”相答，真是鲜廉寡耻。

要说程松当了“台谏”之后屎位素餐无所作为，倒也并不尽然。但他监察的绝不是大权独揽的韩侂胄，而是有碍于韩侂胄大权独揽之人。吕祖俭、吕祖泰兄弟俩同列于“伪学逆党”，吕祖俭被迫害致死后，吕祖泰不顾身家性命，上书“乞诛”韩侂胄。程松原与吕祖泰有交往，他怕连累自己，又急于讨好韩侂胄，于是“独奏”：“祖泰有当诛之罪，且其上书必有教之者。今纵不杀，犹当杖黥，窜之远方”，吕祖泰就是因为程松之奏而被杖一百，发配钦州牢城收管的。

顺便说说，另一位叫林采的监察御史接着程松“其上书必有教之者”的话头说，“伪习之成，造端于周必大，宜加绌削”，于是周必大被当作吕祖泰的“教之者”贬为少保。由此可见，宋朝的“台谏”监察什么人，如何监察，也有其利害考虑与权势选择。

靠谄事权贵，贿赂权贵升迁的，不可能忠于职守，因为他们无德无才。程松靠献“名曰松寿”的女子给韩侂胄而升为同知枢密院事，后又出任四川宣抚使，吴曦也靠贿赂韩侂胄等人而帅蜀。日后吴曦反叛，程松逃归，韩侂胄抗金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毁于他们之手。靠这种因谄事权贵，贿赂权贵而升官晋爵的人领兵打仗不行，当涂掌事不行，还能靠他们监督权贵么？“打铁先要自身硬”，郑松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

或许有人会说，这只是个案，只是特例，其实不然。韩侂胄时，“宰执、侍从，台谏、藩阃，皆其门庭之人”；史弥远则“专任俭壬（按即巧言谄媚、行为卑鄙的人），以居台谏，一时君子贬之殆尽”；贾似道更是“务以权术驾驭”而使“言路断绝”，“台谏”的升迁与进退，尽在大权独揽的宰辅之手，只要当事人心有旁鹜，就只有争相为宰辅效力的奴气，哪里还有监督宰辅的底气？因此才有类似的“台谏”不断出现：为“韩”前驱，列举朱熹“十大罪状”并提议对朱熹“加少正卯之诛”的沈继祖，自称能为史弥远除掉心头之患真德秀的梁成大（人称“梁成犬”）；听从贾似道的支配弹劾文天祥并使文天祥被罢去官职的张志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台谏是台官与谏官的合称。台官的主要职责为纠弹官邪，是监督官吏的官员；谏官的主要职责为侍从规谏，是讽谏皇帝的官员。宋朝台谏合一事权相混，谏官也拥有对百官的监察权。但“台谏”之生杀大权本身就掌握在大权独揽的君主或权臣之手，因而难有互相制约，易有互相倾轧；少有权力监督，多有排斥异己，“台谏”照样也可为大权独揽者“揽”而用之。这大概就是郑松一类的“台谏”不断出现的制度原因了。在朝廷之上，“台谏”还能站着言事的唐朝尚且不能摆脱这种宿命，“台谏”已须跪着言事的宋朝又何曾例外？“宋代是历代最重台谏的一个王朝，甚至‘以立国之纪纲’寄于台谏”，与其他王朝相比，“宋代台谏的权力更大，独立性也更强”，如此这般，不知从何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