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横空出世当上女皇帝，是一个历史奇迹。但是，在一个男权社会里，成功地获得皇位的武则天，身后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围绕武则天的评价，妖魔化一直占据着传统史学的主流地位。在一系列妖魔化武则天的历史记述中，“武则天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就是典型的事件之一。

大约在永徽四年，武则天为高宗生下一个公主，但是这个公主不幸而夭折。公主之死，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最开始的记载是很简单的，《唐会要》卷三“天后武氏”条下是如此记载的：“昭仪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杀之，上遂有废后之意。”当时的武则天是昭仪，属于皇帝九嫔之首，正二品。这是武则天跟唐高宗所生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是长子李弘。

根据《唐会要》的这个记载，武则天和高宗所生的公主确实夭折，因为不知道死亡原因而且死得突然，所以称作“暴卒”。武则天充分利用了公主之死，采用悲情主义的诉求方法，把公主之死的责任推给自己的情敌王皇后。高宗看来是受到了武则天的影响，开始萌生废黜王皇后的念头。

《唐会要》一书，虽然是北宋王溥编辑的，但是吸纳了唐德宗时期苏冕四十卷的《唐会要》和唐宣宗时期崔铉的《续会要》，所以保存唐代国史资料比较多，向来为学者所重。这里的记录，也相对稳重。当时，王皇后联合萧淑妃与武则天斗法，武则天悲情主义的战斗技巧适合当时的情况，因为毕竟是母亲丧女，说一些丧失理智的话是可能的，而高宗看见受伤的母亲，也很可能同情心上涌。

但是，高宗新生公主夭折一事，《旧唐书》却没有任何正面提及，但是在则天皇后本纪的史臣曰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儿，菹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妒妇之恒态也。”其中，后一件事是指武则天残酷对待失败了的王皇后和萧淑妃，而前一件事“振喉绝襁褓之儿”，可能就是指扼杀亲生公主的事。《旧唐书》成书于后唐出帝开运二年（945），先后编写用了四年时间。为什么这件事没有写入《旧唐书》的正文，而是用“史臣曰”的方式表达出来，没有确凿证据，推测起来大概这个时候已经有了武后杀亲生公主的说法，但是不能坐实，只好用这种更具有个人意见的方式表达出来。

《旧唐书》这种比较概括的说法，到了《新唐书》中凌空一跃，变成了非常具体生动的描写。《新唐书·后妃列传》的文字是这样记载的：“昭仪生女，后就顾弄，去，昭仪潜毙儿衾下，伺帝至，阳为欢言，发衾视儿，死矣。又惊问左右，皆曰：‘后适来。’昭仪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杀吾女，往与妃相谗媢，今又尔邪！’由是昭仪得入其訾，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始有废后意。”在这里，公主之死的过程详细而生动。

《资治通鉴》的记载，直接继承了《新唐书》，文字如下：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诉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

仔细比较，《资治通鉴》这段文字基本采自《新唐书》。皇后看望新生公主，离开以后，武则天偷偷杀掉公主，然后伪装现场。唐高宗到场，武则天假装欢笑，掀开被子，发现公主已经死亡。询问左右，大家都说刚才皇后来过。于是皇帝大怒，认为是王皇后“杀吾女”。王皇后自然无法解释，于是皇帝开始产生废立皇后的念头。以上基本情节，两书都是相同的，而且细节越发生动详细。

但是，细节越生动越详细，越发引人怀疑。且不说《通鉴》对《新唐书》这种细节修改，已经使得过程发生变化。我们要问的是，倾向合理化的修改，意图是什么呢？可是，细节如此考究的《通鉴》，在描写这件事的时候，却没有比较清楚的时间定位，因为《通鉴》把此事放在永徽五年的年底来叙述，按照《通鉴》的体例，说明此事具体日月不清楚。作为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是这类史书的典范，对于历史事件时间定位的重视，《通鉴》也是典范。可是，在公主之死的问题上，《通鉴》可以花笔墨修改《新唐书》看上去不够合理的文字，为什么在更重要的时间定位问题上没有给出更具体的坐标呢？答案是无法清晰的，但是《资治通鉴》对此事信息的掌握看来是有限的，以致于重要的时间定位都不能给出，只能在《新唐书》的基础上对细节进行“合理化”的修改。

从以上的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公主之死的文字记录，有一个由简至繁的变迁过程，在该过程中，重要的信息如事件发生的时间没有进一步的信息，但是细节反而越来越清晰。在中国古史研究中，曾经有过一个“层累地构造学说”，意思是古代的历史随着时间而越来越清晰，恰好证明是后人缔造的结果。文学史上也有类似的问题，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被不断地加工和创造，最后的模样与初始状况相去甚远。那么宫廷秘史，是否也有这种规律呢？所有的当事人都没有留下记录，那么后人是通过什么途径反而获得了更多的细节呢？所以，在今天，当我们面对的历史事实，有着一个由简至繁的描述过程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提出疑问。

现在的史籍记录，不论是《唐会要》还是《新唐书》，对于王皇后地位的危机，多强调小公主之死带来的后果。具体而言，就是唐高宗从此开始有了废后的念头。其实，王皇后的危机不是从小公主之死开始的，而后来王皇后的被废，也没有证据显示公主之死发挥了作用。

王皇后的危机，在武则天入宫之前已经显现。王皇后出身太原王氏，在当时是天下一等士族。王皇后虽然出身名门，名正言顺，但是她跟高宗的关系似乎从很早开始就存在问题。高宗与萧淑妃连续生育一儿两女，证以《唐会要》的说法“时萧良娣有宠，王皇后恶之”的记录是有根据的。武则天二进宫，是王皇后引进的，而王皇后的动机很难说是光明正大的，因为她召武则天入宫，依然是与萧淑妃争宠的继续，“欲以间良娣之宠”。只不过事与愿违，武则天“既入宫，宠待逾于良娣，立为昭仪”。王皇后引狼入室，萧淑妃的恩宠虽然解除，但是武则天后来居上，王皇后依然不得宠爱。

唐高宗不喜欢王皇后，才是王皇后的真正危机所在。也正是因为皇后有如此危机，她的舅舅柳奭才在永徽三年七月，酝酿确立太子之事。《新唐书》李忠本传记录到：“王皇后无子，后舅柳奭说后，以忠母微，立之必亲己，后然之，请于帝。又奭与褚遂良、韩瑗、长孙无忌、于志宁等继请，遂立为皇太子。”显然，皇帝开始并没有同意皇后的请求，但是长孙无忌等朝中重臣纷纷出动，皇帝只好妥协同意。而立李忠为太子，文字记载很清楚，就是为了稳定王皇后的地位。而这个时候，武则天与唐高宗的第一个儿子尚未出生，更不要说公主之死了。

确立李忠为太子，并没有挽回王皇后的地位危机。就在太子确立以后不久，唐高宗与武则天的第一个儿子出生。这个儿子被命名为李弘，而李弘这个名字本身就意味深长。南北朝以来，道教为主的社会传播渠道，一直盛传“老君当治”、“李弘当出”的谶语，宣传李弘为真命天子。根据唐长孺先生的研究，唐高宗和武则天给自己的儿子命名为李弘，就有应谶而为的意思。而当时李忠已经确立，这不正暗示着对李忠的不认可，也就是对王皇后的某种不承认吗？如果说王皇后的地位危机来自武则天的攻击，不如说来自唐高宗很久以来对她的冷淡，而唐高宗命名儿子为李弘，其实已经预示着皇后的更大危机。明确地说，这个时候，唐高宗如果还没有换皇后的念头，这些问题都无从解释。

在李弘出生的这个时期，武则天与王皇后、萧淑妃的联盟，斗争已经有一段时间，而胜利的一方属于武则天。上文引证《唐会要》武后传、《旧唐书》武则天本纪和《新唐书》王皇后传说明，各书在描述双方斗争的时候，立场有所不同，但是武则天的胜利却是公认的。所以，武则天作为当事人，唐高宗对待王皇后的看法以及皇帝与皇后关系的幕后因缘，都是应该一清二楚的。王皇后从来没有得过高宗的恩宠，对于高宗而言，王皇后早就是昨日黄花。所以，废黜王皇后在唐高宗这里根本没有感情障碍，障碍只在朝中大臣而已。对于唐高宗感情脉搏了若执掌的武则天，对于已经失败的王皇后的继续打击，有必要付出亲生女儿生命这样沉重的代价吗？

唐高宗采取确实步骤推动皇后废立的时候，在申诉理由的时候，从来没有一句谈及皇后杀死公主的事情。

唐高宗推动废立皇后，是从说服太尉长孙无忌开始的，姿态低就，首先造访长孙无忌家。《资治通鉴》的记载是高宗“与昭仪幸太尉长孙无忌第，酣饮极欢，席上拜无忌宠姬子三人皆为朝散大夫，仍载金宝缯锦十车以赐无忌。上因从容言皇后无子以讽无忌，无忌对以他语，竟不顺旨，上及昭仪皆不悦而罢”。高宗给长孙无忌的好处是为了换取长孙无忌的同意，而具体申诉的理由是“皇后无子”。《通鉴》置此段文字于永徽五年（654）年底，说明具体月份并不清晰。

随后，到了永徽六年的六月，唐高宗继续推动废后，连续两天召开最高级会议，大臣中只有长孙无忌、褚遂良和于志宁参加。李积也被通知与会，但是他借口身体欠安并没有参加会议。根据《通鉴》的记录，唐高宗开宗明义，对长孙无忌等人说：“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旧唐书·褚遂良传》的记录略有增加，高宗说：“莫大之罪，绝嗣为甚。皇后无胤息，昭仪有子，今欲立为皇后，公等以为何如？”唐高宗申诉的基点依旧是皇后无子，即使强调这是“莫大之罪”，也没有改变申诉基本点。

以褚遂良为代表的大臣反对废王立武，首先是王皇后无过错，其次是太宗皇帝的生前意志。看来，他们并不同意皇后无子是莫大之罪的说法。第二天再讨论，褚遂良强调的重点是武则天不合适。褚遂良一派大臣，认为王皇后无过错，当然没有提及皇后杀小公主的问题，而高宗也没有利用小公主之死来要求废皇后。雷家骥先生比较仔细地讨论过这个问题，认为所谓皇后杀公主之事，虽然一方面皇后“无以自解”，但另一方面，别人也应无确证证明她是否谋杀。“今上为何不以皇后杀死小公主或厌胜为由？遂良为何径谓‘皇后未有衍过’？可见这两件事仅是宫廷中的风波，王皇后起码尚未被坐实此二罪。”

所谓厌胜之事，我们下文讨论。这里继续讨论小公主之死。如果说小公主之死，确实让唐高宗开始动了废后的念头，那么他应该确实认定小公主是死于皇后之手。如果他不能确定小公主之死是否与皇后有关，那么他废后的想法就丧失了依据。同理，他如果认定是皇后杀了公主，那么他就应该理直气壮地用这个理由要求废皇后。反之，他在废后的申诉中没有提及这个理由，那么就说明他并不认定皇后是杀害小公主的凶手。总之，按照现在的文献记录，皇后被嫁祸杀公主，与皇帝产生废后想法是紧密连接的，但是在真正废后的时候，皇帝却不提这个事由，所以可以反过来证明，小公主之死，并不是皇帝废后想法发生的动因。

关于王皇后厌胜之事，各家史书的记载比较多，性质或有争议，但是不能认为是子虚乌有的。《唐会要》只说到武则天“俄诬王皇后与母柳氏求厌胜之术”一句，没有更多陈述。《新唐书》的武则天传观点与此相近，所谓皇后厌胜之事也是武则天诬陷的结果。《旧唐书》王皇后传记载为“后惧不自安，密与母柳氏求巫祝厌胜。事发，帝大怒，断柳氏不许入宫中，后舅中书令柳奭罢知政事，并将废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固谏，乃止”。皇后是否与母亲柳氏厌胜，明显存在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但是，不管厌胜真假如何，唐高宗利用这件事收拾皇后一家则是真实的。大约永徽六年六月发生此事，高宗立刻下令柳氏不得入宫，七月，把皇后的舅舅吏部尚书柳奭贬为遂州刺史，途经岐州的时候，长史于承素告发柳奭泄漏禁中语，于是再贬柳奭为荣州刺史。

从《旧唐书》的这个记载来看，厌胜事件才是唐高宗废后的导火索。《旧唐书》上段引文之后记述到：“俄又纳李义府之策，永徽六年十月，废后及萧良娣皆为庶人，囚之别院。”依照这个记载，高宗废后经过了两个阶段的努力。厌胜事件之后，不仅断后母柳氏不许入宫，罢去皇后舅舅中书令柳奭的中央官职，同时决定废后。因为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坚决反对才作罢。后来，又出现李义府的支持，于是唐高宗才掀起再次冲击，最后在永徽六年十月完成了废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