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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救民国离别妻子赴美留学

时间:2014-09-09 09:23来源: 作者:小浪3 点击:
陶行知先生是旷世的哲人,毛泽东称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称他为“党外布尔什维克”,宋庆龄称他为“万世师表”,郭沫若赞他为“大哉陶子”,可见他在民国时期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在教育界的威望,是何等的崇高。陶行知先生那种“捧着一颗心来,不带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中秋月圆人更圆。很巧,中秋节隔天就是教师节,爱满天下,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每一个从事教育事业的备受人们感恩并尊敬的伟大的人民教师,都会铭记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这一至理名言,铭记旷代陶夫子那种爱满天下的博大胸怀。

陶行知先生是旷世的哲人,毛泽东称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称他为“党外布尔什维克”,宋庆龄称他为“万世师表”,郭沫若赞他为“大哉陶子”,可见他在民国时期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在教育界的威望,是何等的崇高。陶行知先生那种“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水晶般透明的高尚品质,他那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劳苦大众和他们的孩子办教育,求解放,谋幸福的忙碌身影,他那充满了创造性、战斗性、哲理性的文章和讲话,仍然在每一个学子的眼前、耳畔、心中索绕。

关于陶行知先生赴美留学,那是1914年夏天,陶行知先生和有志于教育的陈鹤琴一起来到了美国纽约,陈鹤琴插班进入美国霍斯金大学学文学,而陶行知却因为经济不足,先到伊利诺大学学市政,次年取得政治硕士学位之后,才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师从著名的教育学家杜威、孟禄和克伯屈。也因为陶行知在美国必须靠做工维持生活和学习费用,因此,他也成为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了,而孟禄博士很欣赏这个思路开阔,刻苦好学的中国学生,便介绍他申请利文斯通奖学金,在各方的帮助下,陶行知终于在1917年夏天完成了学业,获得了“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也就在那个时候,国内传去消息,袁世凯死了,张勋复辟的阴谋也被粉碎了,孙中山已经由上海抵达广州护法。为了共和之光,陶行知决定教育救国,于是选择回国的道路。

关于陶行知出国赴美留学之前于新婚燕尔的妻子话别时的情景,那是一个静谧的夜晚,那情景令人感动万分。陶行知的妻子汪纯宜,温文贤淑。陶行知虽是回乡循父母之命结婚,却没有迷恋新婚的甜蜜之中,而是奔赴于南京、徽州之间,四处筹集资金准备赴美留学。新婚之夜,他对着枕边的妻子说:“纯宜啊!我真的难以开口,我就要离开你了!我有千条万条理由,不得不离开你,可一时又不能对你说明白。‘丈夫志在新天地’,不能‘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啊!”妻子虽然哭哭啼啼,但最终还是忍住内心的难受,安慰着陶行知,让陶行知去完成自己的志向。

那么,陶行知到底为何情愿与新婚妻子离别而赴美留学?还的从陶行知离开世外桃源似的徽州,来到六朝故都,中国的政治中心、古称石头城的南京,正好赶上风起云涌的民主革命。陶行知这样的平民儿子,他恨外国人欺侮中国,也恨自己的国家腐败,到南京来学习,要寻找一条为中国作贡献的路。

陶行知生性好学,博览群书,中西兼读。少年时读南宋吕祖谦的《东莱博议》,明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的著作,都滋滋有味。在金陵大学,读美国总统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和他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主张,读孙文在《民报》上发表的阐述三民主义思想的演说,更是如饥似渴。

那年代,就如眼前的大海,浪涌风急,乌云浓重。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推翻清廷统治的武装起义。1911年暑假,陶行知回乡度假,恰遇屯溪余家庄庄主余德民召集兵勇举行反清起义,热烈拥护孙文学说,追逐共和的陶行知,与几个青年学士相约,参加了这一斗争。这次武装起义失败了,但黄兴领导的武昌起义成功了。辛亥革命之后,安徽不久宣布脱离清廷独立,徽州成了州议会,陶行知又到州议会担任秘书,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了衙门换了议会,就像马褂换了西服一样,徒有其表而已,当权者没有多少“共和”意识。他才意识到,医治社会的弊病,不似西医之治病,一刀下去,病根即除。

1912年1月1日,是陶行知先生永生难忘的一天。他和徽州几个青年一起,在南京迎来了中国的新纪元。那一天,孙中山从上海乘火车到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城里,到处张灯结彩。当晚,孙中山在江苏省咨议局旧址举行就职宣誓,陶行知听到一个庄严的声音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任务是:“扫尽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宗旨,完国民之志愿。”他更听到成千上万人的欢呼:“共和万岁!”“共和万岁!”声如雷鸣海啸。

可是,谁都无法想到,事隔三个月,孙中山辞职,前请重臣袁世凯窃国,即下令尊礼读经,祭祀孔子。当年力主光绪帝维新变法的新派人物康有为一变而为帝制的卫道士。又过了些时日,身披共和国总统外衣的袁世凯撒去武昌起义领袖黄兴之职,通缉孙中山,以民国之功臣为“罪人”。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造舆论的鼓噪,遍及全国。辛亥革命的曙光,被乌云遮蔽,权势争夺,内讧,内乱不已。

陶行知苦闷、彷徨。他不能像富家子弟那样沉溺在南京城内秦淮河的风月,也不能像庸庸学子那样为一纸文凭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于1913年发起并主编金陵大学学报中文版《金陵光》,把满腔忧愤写成文字。他以锋利的笔墨,大声呼喊:“伪君子为吾国最多”,“惟今世最盛”,“真人不出,如苍生何!”他针对时弊,在《民国三年之希望》中表达:“愿民国文官不贪财”,“武臣严纪律”,望“内乱永平”,愿“人人洗心革心”。那时候,陶行知才20多岁,这忧国忧民的声音,似乎都超越了他的年龄。

袁世凯坐不住了,他亲自下令,指责学生“妄干政治”,要“整顿学风”,“对各学校力持严重主义”。一时间,报刊公开攻击共和政制的言论,在一片反对共和的鼓噪声中,陶行知精心研读共和主义的著述,写成毕业论文《共和精义》,同时把这篇论文分两期连载在《金陵光》上。这篇洋洋八九千字的文章,阐发了共和主义的真谛,捍卫了共和主义。涉及到共和的信条,共和主义对个人、社会之观念,共和与教育等广泛的内容。

1914年6月,金陵大学全校考试,陶行知宣读了这篇毕业论文,获得了全校第一名。在隆重的毕业典礼上,美籍校长包文授予了他一张为美国纽约大学承认的文科学士的文凭。应邀来参加典礼的江苏教育司司长黄炎培给他授予成绩优秀的奖励。黄炎培是同盟会员,他读了陶行知在《金陵光》上发表的文章,包括《共和精义》,不禁暗暗称赞:“真乃秀绝金陵之学子!”

毕业典礼结束后,黄炎培关切地询问陶行知:“陶君毕业后作何打算?”“我想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教育。”陶行知把自己这些年的思索和盘托出:“我的终生志愿是以教育的手段创立民主而不是靠军事革命。由于看到共和国的突然诞生带来的严重弊端,我深信,如果没有真正的公众的教育,则真正的共和国不能存在。”

也就这样,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为了教育救民国,下定决心,没有留恋新婚的甜蜜,含泪话别温文贤淑的妻子汪纯宜,赴美留学,刻苦钻研教育学,准备回国后靠教育唤醒民族的共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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