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减少了不少后顾之忧，他要把窦太后崇尚的老子哲学彻底抛弃，决心从理论上寻求施政的纲领。他想起当年各路被荐举的贤良之中，惟有董仲舒这位太儒，可与他一起探讨政治文化之本与治国安邦之道。

董仲舒是广州人，他因为研究《春秋》，对儒家学说造诣很深，在汉景帝时期就担任博士。可惜他为人廉洁正直，不会迎合世俗，更不会拍马屁。而当时公孙弘也研究《春秋》，但他理论没有联系实际，不按儒道办事，与董仲舒成对手，于是他便在汉景帝面前说董仲舒的坏话。汉景帝居然接受了公孙弘的意见，把董仲舒调送到胶西王国做了相国。胶西王对董仲舒也不错，只是时间长了便有了流言蜚语。于是董仲舒干脆回家闭门读书，写出了许多理论和学术著作。

从汉初开始，儒家思想和儒家学派逐渐抬头。儒家虽然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在秦汉之际，却出现了日趋活跃的代表人物，孔鲋负籍积极参加陈胜吴广的反秦斗争，陆贾为刘邦献马下治国策，叔孙通为西汉王朝制定成套的礼仪。因此，儒家思想逐渐为统治阶级所欣赏，认为这种思想对封建统治确实有利，到汉武帝即位初年，儒家学派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上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年轻的汉武帝初试锋芒的改革，就是在儒家人物窦婴、田汾和赵琯、王臧等人的协助策划下进行的。

汉武帝独尊儒术，是有原因的，经过汉初半个多世纪的恢复，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国力富强了，统治者的欲望也增强了。因此汉朝高、惠、文、景帝时期那种“无为而治”的思想已经不符合最高统治阶级的要求，他们需要一种积极进取精神较强的统治思想来代替黄老无为思想。

因此，当汉武帝下诏，提出三大理论问题，请董仲舒给予“对策”，董仲舒在呈奏的《对策》中与汉武帝不谋而合：“陛下发出善言，下达英明指示，询问天命与情况，这些都不是愚臣能回答的。臣谨慎地根据《春秋》中的精神，考察前代的实际，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请陛下审示。”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对策，要比诸葛亮向刘备提出的《出师表》还要长还要有意义，如果翻译成白话文，长达一万多字，虽然一问一答比较生动有趣，但毕竟文字比较冗长。汉武帝询问的要点是理论、路线和政策问题，归纳起来，董仲舒主要以“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为核心，提出了三方面的见解。

其一：罢黜百家，统一思想。董仲舒提出的这一点其实是窦婴、田汾于汉武帝即位协助改革时就提出来的主张，当时由丞相卫琯出面提出，除儒家外，其他各家归入罢黜之列。其后窦婴、田汾又提出“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当时，董仲舒就比较系统地提出“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不利于政治的统一，“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把孔子六艺之外的各家，都一概贬为“邪辟之说”，建议“皆绝其道”，为的是使法纪统一在儒家的思想中。由此可以看出，汉武帝独尊儒术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配合政治上的统一而追求思想上的统一。

其二：尊崇孔子的儒术，为了证明天子至尊，为“强干弱枝”寻找理论上的依据。董仲舒说：“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适天子之贵”，这就从理论上论证了诸侯必须完全受皇帝的支配，不得自尊自专。因此，独尊儒术的另一要点便在于“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职”，现代官场上所采用的一级管一级就是这样的道理，如果以下犯上，或者越权行事，就是通常所说的“无大无小”。这说明，在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已经为政治上的大一统和加强中央集权做了舆论宣传。

其三：提倡儒家的仁政。在董仲舒的对策中，提出了许多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儒家反对用严刑对待人民，严厉谴责法家任何刑而不尚德所造成的“刑者甚多，死者相望，而奸不息”。董仲舒还提出了“薄赋税，省徭役，以宽民力”、“限民名田”以“塞并兼之路”，防止过分贫富分化，避免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董仲舒提出的这些政治主张，是从封建统治者长远利益提出来的改革方案，清醒的封建政治家是会赞赏的。锐意进取、希望能使西汉王朝长治久安的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对策，选中独尊儒术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实行了“休养生息”政策，是很自然的。

总之，汉武帝欣赏董仲舒，重用并询问了董仲舒这个大儒，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实际上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为了封建统治者长远利益的需要。董仲舒运用“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唯心主义观点，为汉武帝提出了一个与残暴的秦朝完全不一样的汉朝统治思想，与汉武帝不谋而合，造就了独尊儒术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