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原名中正，他是继孙中山、黎元洪之后，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成为新右派和新军阀势力，成为中华民国总统的。他在1927年之后公开亮出反革命旗帜，发动了上海四一二政变，广州四一五政变，北京四二八政变，等等，公开屠杀共产党人。直到1927年7月，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分共”，国共合作最后破裂，大革命遭到惨败。

本是国民党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他与蒋介石之间进行着明争暗斗分分合合的斗争，“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被迫辞职，出走法国。后来就成为国人皆知可杀的汉奸卖国贼。

其实，汪精卫之所以投敌叛国，成为国人皆知的汉奸卖国贼，永远失去在中国政坛东山再起的可能和与蒋介石抗衡的资本。这都跟汪精卫一生经历的三次暗杀活动有关。也就是说，因为蒋介石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设置了两次暗杀的陷阱，汪精卫这样一位曾经充当杀手被捕入狱而成为国人所景仰的青年革命党人，居然因其媚日、主和以至叛国投敌而两次遭到暗杀。遗憾的是，蒋介石设置的两次暗杀陷阱而没有导致汪精卫死命，而汪精卫认贼作父、丧心病狂的卖国之举也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头号汉奸而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汪精卫充当杀手光荣入狱是在1910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风华正茂的汪精卫，抱定“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的决心，潜入京师，企图谋刺清廷最高掌权者摄政王载沣，后因事泄露被捕入狱，并在狱中留下铿锵有力的动人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赴劫灰；青璘光不灭，夜夜照燕台。”从而也成为民国国人景仰的青年革命党人。

遗憾的是，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早上7时，一百多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去紫金山南麓中山陵。9时，全体委员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20分钟后，开幕式结束，中央委员步出大礼堂，集中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分列五排等候拍照。拍照时，蒋介石迟迟未到。拍照完毕后，正当委员们陆续转身走上台阶，打算登楼参加预备会时，突然从照相机、电影摄影机旁半圆形的记者群中闪出一人，从大衣口袋里掏出六响左轮手枪，高呼“打倒卖国贼”，向站在第一排正要转身的汪精卫连击三枪，枪枪命中：第一枪射进左眼外角下左边骨，第二枪从后贯通左臂，第三枪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部位，汪精卫应声倒地。刺杀汪精卫的记者是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

在慌乱中，和汪精卫同站在第一排的张继和张学良一起和刺杀者孙凤鸣进行搏斗。张继见状急奔到孙凤鸣背后，将孙凤鸣抱住，孙凤鸣挣扎着把最后两发子弹射了出去。张学良奔上前去猛踢一脚，托起孙凤鸣的手臂，孙凤鸣手腕一松，手枪落地。汪精卫的卫士连击两枪，孙凤鸣胸部连中两弹倒地。蒋介石闻声下楼，走到斜躺在地上的汪精卫身旁，弯曲双腿握住汪精卫的右手。汪精卫一边喘气，一边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之后，要你单独负责了。”

国民党六中全会上，响起了刺杀汪精卫的枪声。蒋介石曾被疑指为幕后策划者。半个多世纪后，经多方调查与考证得知，这个“博浪一击”的爱国行动，出自几个抗日反蒋的爱国青年之手。他们对“九一八”事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执行的对日妥协、全力“剿共”极为不满，抱着必死的决心，想通过暗杀活动，迫使当权者改变错误方针，停止“剿共”，走上抗战救国的道路。只是由于蒋介石生性多疑，汪精卫也就替蒋介石挨枪。汪精卫虽没有当场毙命，但九年后仍死于那颗深陷在胸脊椎骨旁的子弹弹伤。

经过这次的教训，汪精卫从此谨小慎微，然而，不幸的是，1939年3月21日凌晨，叛逃至越南河内的汪精卫住所响起一阵枪声。两天之前，尾随汪精卫的军统特务接到戴笠从重庆拍发的紧急电报：“着即对汪叛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凌晨两点半，军统特务陈恭澍率领王鲁翘、唐英杰、余鉴声等乘车到达汪精卫的住所，由张逢义守在后门，陈步云担任警戒，陈恭澍留在车上随时接应，王鲁翘、唐英杰、余鉴声等越墙进入院内，根据事先的侦察，来到汪精卫夫妇居住的房前，用利斧劈开门上的一块木板，用手电筒往里照，看到里面有一男一女，男的已爬进床底，确认是汪精卫夫妇无疑。王鲁翘向其连发三枪，子弹射进腰部，鲜血直流，以为目的已达到，便迅速撤离。事后得知，被刺杀者是汪精卫的副手，原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曾仲鸣夫妇，而在隔壁的汪精卫却安然无恙。

这一次刺杀汪精卫行动，确实是奉蒋介石之命而来的，暗中故意击中副手，以激怒汪精卫，逼汪精卫不计利害一头扎进日本人的怀抱，以国家利益、个人声誉做赌注，冒险一搏。这样，蒋介石设置这样的陷阱便可以让投敌叛国的汪精卫成为国人皆知可杀的汉奸卖国贼，永远失去在中国政坛东山再起的可能，和与蒋介石康很的资本。蒋介石的阴谋可谓毒辣，因为他本就有顽皮甚至无赖的个性，家事的不幸和民族耻辱在幼年的蒋介石心灵深处就留下了阴影，这种个性使蒋介石总是不顾后果地玩弄一些政治上的阴谋诡计。暗杀汪精卫，迫使汪精卫名声扫地就是他设置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