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诡的是，在战争期间，日军竟然以解放者自居，其战争目的是去除女真人对中国人的奴役和统治下。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的一份秘密报告证实了这种鼓惑的作用，“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员，对甲午战争前景并不乐观，甚至认为日本能战胜也是好事，可以借此推翻朝廷。”在一份用中文发布的日军公告中，这样写道：

先哲有言曰：有德受命，有功受赏。又曰：唯命不于常，善者则得之，不善者则先哲有言曰失之。满清氏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

熟察满清氏之近状，入主暗弱，垂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其接外国也，不本公道而循私论，不凭信义而事诡骗，为内外远迩所疾恶。……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所愿爱新觉罗氏，不及耸从士卒也。若谓不然，就贵国兵士来降者证之。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而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这场战争使台湾正式成为日本帝国的新拓疆土，剪辫子禁鸦片办学校，随之台湾开始了日本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历史学家许倬云曾说：“日本人治台跟治朝治东北不一样，相当花力气。有一个人叫后藤新平，主张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地方：排除了瘟疫、盖好了水利、普及了教育、不贪不污的法院。”日本将台湾作为帝国南扩的桥头堡，以台湾的农业生产来支持本土的工业化，因此对台湾努力建设，尤其是社会秩序、卫生教育和农业治理等方面，日本完全将台湾当做日本国土的一部分。在日本的惨淡经营下，从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等各方面来说，台湾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有些方面甚至超过日本本土。

北洋水师缔造者李鸿章曾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子……但裱糊匠有何术能负其责？”在日本谈判期间，这个身心都在流血的“裱糊匠”对伊藤博文悲叹道：“我对您在日本有力地改变传统的习俗，以致达到现在的水平十分羡慕。可我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我根本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美国学者J.O.P.Blamd在《李鸿章传》一书中形象地说：

在李执政以前，中国早已变得像一艘漏水严重的船，罗盘摇摆不定，水手也显得胆怯。李利用他驾驭的技巧，不止一次的，他把这艘大船驶过险海中的暗礁与浅滩而航向安全地停泊；不止一次，鸿章寻找人员与方法去填补漏水的船身，修整被击碎的帆桅。

黄海一战，“与倭人相对，将不知兵，士不用命，师徒挠败，陵寝震惊，失地丧师，枪炮轮船全为敌有”。天朝水师的崩溃与现代日本的崛起深深刺痛了中国的精英，破旧立新的现代之路已经无法回避。

法国学者瑞恩科特曾形象地把中国传统文明称为“太阳文明”，而把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本文明称之为“月光文明”。在近代之前，中日两国都经历过漫长的闭关自守时期，最终日本率先以明治维新进入现代，此后，日本迅速成为东方的“太阳”，而中国则沦落为一片黯淡的星光……明治以来，“二十年间，遂能变法大备，尽撮欧洲之文学艺术而熔之于国民，岁养数十万之兵，与其十数之舰，而胜吾大国，以蕞尔三岛之地，治定功成，豹变龙腾，化为强国”（康有为语）。日本维新成功了，中国维新失败了，那么革命就成为中国的专利。中国知识分子远渡重洋逃亡日本，在这里他们得到了庇护甚至鼓励。（本文节选自《历史的细节Ⅱ》，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