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一大特点，就是规矩奇多，从皇室开始，吃饭穿衣住房，样样都有规定，一不留神就犯法，而宫廷教育的规矩，更是格外严苛。

朱元璋出身穷人，自己没读过多少书，但显然他很明白“再穷不能穷教育”的道理，明朝宫廷教育的规矩，基本都是他设立的。这其中又分为两个环节：1，对皇帝本人的日常教育。2，对太子的教育培养。

这其中的第一条——对皇帝本人的日常教育，放在朱元璋身上，是很以身作则的。早年他还不是皇帝，刚刚扯旗造反的时候，就很重视日常的学习充电。每天都要开会学习，按《明史》的说法叫“令儒者陈说古人书义”，即身边的文臣谋士给他讲课，主要讲历史——历代帝王打天下及治国的历史，目的也很简单，现学现用，什么招数有用学什么。他最感兴趣的人物是刘邦，学的最多的是刘邦，从待人接物到战策谋略，好多都是有样学样。等着大明朝建国，当年给他讲课的儒生，大多都成了明朝开国重臣，比如明朝首任丞相李善长，以及明朝首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大名鼎鼎的军师刘伯温。而这种战争年代的学习方法，也以制度化的方式保留下来，变成两种贯穿明朝兴衰始终的常用教育制度——经筵和日讲。

所谓“经筵”，按照现代的话说，就是文史研讨会。即由皇帝召集文臣，探讨读经史子集的心得体会。这项活动并非明朝首创。之前的几个朝代也都有。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执政的时期，应该是“经筵”活动举行最为频繁的时期。战争年代尝到听课甜头的朱元璋，对这种上课方式钟爱有加。而且战争年代文化低的朱元璋，在课堂上主要是听别人讲，而当了皇帝后的朱元璋，则喜欢跟人探讨，按照《明史》的记录，刚登基时的朱元璋，“经筵”几乎天天开，每天都召集文臣儒士前来，探讨历代治国的兴亡得失。后来工作忙了，可“经筵”还是放不下，隔三差五就要开一次，不但听别人讲，更自己发表意见，探讨的内容，主要是《大学》《尚书》《周易》《唐律》，不但探讨学术内容，更古为今用，商讨治国政策，明朝开国后许多律法的制订，乃至教育，军事，外交等制度的确立，都是这么探讨出来的。比较有影响的一件事是，正是一次经筵时，有文臣提出了孟子“君之视臣如土芥，则称视君如寇仇”的观点，引得朱元璋大怒，当场大骂说：如果这个老头活到现在，我肯定砍了他。孟子本人，当然没被朱元璋砍了，但孟子的像，却被朱元璋搬出了孔庙，他几千年配享孔庙的资格，就这样被朱元璋取消了。

但总的说来，朱元璋时代的经筵活动，对于明初各项国家政策的制订，主要作用还是积极的，尤其是当时明朝历经战乱，百废待兴，通过经筵，可以探讨历代治国的得失，商讨正确的治国策略，明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公费教育政策，乃至国民福利政策，许多都是通过经筵得以确定的。同时，经筵也成了朱元璋特殊的“官员选拔会”，许多名列《明史》，以治民着称的“循吏”，都是通过经筵崭露头角，得以被朱元璋委以重任，从此青史留名的。在朱元璋身后，从建文帝朱允炆到宣德帝朱瞻基时期，经筵皆是当朝帝王重要的政治活动，然而，那时候的经筵，在制度上并无明确的规定，每年搞多少场，每场搞多大规模，每场在哪里讲，多长时间搞一次，全凭皇帝自觉。当然，那几位皇帝也很自觉。

而到了朱元璋的重重孙——明英宗朱祁镇登基的时候。经筵，终于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下来，而这件事情的促成，却是因一起“偶然事件”，先是尚健在的明宣宗朱瞻基，命阁臣杨士奇起草诏书，宣告皇太子朱祁镇出阁读书，谁知诏书前脚刚下完，后脚朱瞻基就驾崩了。年仅九岁的朱祁镇仓促即位，虽然身份从“太子”变成了“皇帝”，可教育工作还是不能放松，于是杨士奇就上奏说：皇帝接受教育，与太子和亲王都不同，应该命礼部详细的制订规则，以“经筵”为方式进行。明英宗准奏，于是经筵，也就有了其固定的模式：每月三场，分别是当月的初二，十二，二十二三天，地点在文华殿，讲课的讲案，要设在皇帝坐的御案稍东，早晨先由司礼监的太监呈上当日要讲的经书，书是《大学》，经是《尚书》，两书都要放在御案上，《大学》放在御案的东侧，《尚书》放在御案的西侧。每次讲课，设讲官俩人，要提前写好讲义，预放在讲案上，是日早朝过后，皇帝亲临经筵，三师三少等重臣先行三叩九拜礼，由鸿胪寺官引导依次上殿。两个讲官一东一西出班，先给皇帝行叩头礼，然后伺候皇帝听课的展书官，上前帮皇帝把书打开，等讲官讲完了，再由展书官跪着上前把书合上，等着讲课结束后，皇帝还要御赐大臣酒饭，各官员先行叩拜礼给皇帝，然后到左顺门吃饭，吃完后回来再向皇帝行谢恩礼。一场经筵才算结束。且不说听课的辛苦，就这套前后的繁文缛节，也足够把人累的够呛。

虽然累的够呛，但对于参与的官员来说，经筵却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要参与经筵，得够品级。主持经筵的，不是内阁大学士就是勋臣，都是朝廷的重量级人物，而经筵的讲官，则主要由翰林学士充任，担任讲课的翰林学士，也基本属于朝廷的重点培养对象，未来很可能就是国家的顶梁重臣，比如朱祁镇执政的第二个时代——天顺年间的两位内阁重臣李贤和彭时，便是朱祁镇九岁登基时的经筵讲官。所以，在参加经筵的这件事上，大臣们既相当有兴趣，又相当积极。

大臣们有兴趣，可皇帝们，却是越发的没兴趣。事实是，当经筵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模式确立后，之后明朝历代皇帝参加经筵的次数与态度，却是一代不如一代。朱祁镇的儿子明宪宗朱见深，以及孙子明孝宗朱佑樘两代执政时期，尚能保证经筵的如期举行，可朱见深参加经筵时，就已经越发没有积极性，按照《明实录》的说法，他经常无精打采的听，听完了连话都懒得多，如此消极，连大臣们也看不下去了，御史陈音就曾上奏说：皇上您参加经筵，不能光听我们说，您也得提问题啊。再到后来，经筵举行的次数，就越来越少，本来应该按时举行的经筵，经常会以各种理由取消，按照《明史》的说法就是“进讲之日少，辍讲之日多”，皇上也学会旷课了。

而到了明武宗以及之后的皇帝，不但逃课，而且还学会了逃学。明武宗朱厚照时期破天荒的规定，把每月应该三次的经筵，减少为每月一次。之后他的堂弟明世宗朱厚熜即位，还曾下旨取消经筵。后来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更过分：本来经筵是每个月三次，他改成分“春讲”和“秋讲”，每年讲两次意思意思得了。

而即使如期举行的经筵，到了明朝中后期，也就变成了意思意思。基本成了一种毫无实际意义的礼仪。而明朝皇帝之所以越发讨厌经筵，不止因为不爱学习，也因为经筵越发变得含沙射影：明朝中后期党争日烈，经筵也变成了战场，文官给皇帝开经筵，表面上是讲学问，其实却是以讲学为名，多讲国家大事和个人的政治主张，甚至还不乏借经筵的机会攻击政敌。比如《明史》上就说这是“讲官于正文外旁及时事”。也有一些老实巴交的讲官，踏踏实实讲学问，但都是挑着讲，什么好听讲什么，讲出来的内容千篇一律。如此下去，皇帝当然越听越烦，经筵，也就越讲越没劲。

而与经筵同时存在的另一种皇帝教育模式，就是日讲。

日讲，和经筵差不多性质，都属于学术研讨会。但不同在于，经筵规模大，日讲规模小，经筵有固定的制度规定，日讲却是随机性的，通常来说，日讲都是在经筵举行完毕后进行，作为经筵的补充。它的规模也是正统初年确立的，比经筵要简单，只要四名讲官，大学士轮流值班，没有经筵那么复杂的礼仪模式，也不用仪仗排场，内容也比经筵要宽泛，包括经史子集。如果说经筵是一种制度化的课程，那么日讲的举行，更多却全凭皇帝的喜好。最早的日讲，只是经筵的一种补充，可明朝中期以后，经筵越来越不给力，日讲的地位也就扶摇直上，皇帝想学习，或者想探讨治国方略，一般都不会去参加礼仪繁琐的经筵，相反会宣召自己亲近的臣子，来给自己单独上小课，这种小课就是日讲。如果说经筵的参加，标志着官员在朝臣中的身份地位，日讲的参加，则标志着官员在皇帝个人心中的地位——这是一种特殊的荣宠。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们，大都有自己亲近的文臣，比如明武宗亲近杨廷和，明世宗一度亲近夏言，明穆宗亲近高拱，明神宗亲近申时行。这些大臣们，也都有同一个身份——给皇帝日讲的。

而历代的明朝皇帝，虽然对自身的教育，经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有一个人的教育，他们大多都是绝不放松的——皇太子的教育。

明朝皇太子的教育培养制度，最早也是朱元璋制订下来的。为了继承人的教育，朱元璋煞费苦心，甚至还为儿子建了个图书馆——大本堂。这里云集了当时中国最着名的各类典籍图书，并遍请各地名儒。而朱元璋的太子朱标，其个人的教育团队，也是极其强大的，常年负责他日常教育的两位“赞善大夫”，一位是朱元璋的第一智囊刘伯温，另一位则是“浙东四才子”之一的章溢。日常授课的老师，既有李善长这样的开国文臣之首，更有徐达这样的大明第一统帅，按照《明实录》的话讲，就是“群贤毕至”。而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却是朱元璋所创立的太子教育体制——设文华殿大学士辅导太子，下面有詹事府詹事，少詹事，春坊大学士，庶子，喻德，中允，赞善，洗马，校书等官职。构成了明朝皇太子教育体制的雏形。在明朝正统年间之前，明朝太子读书，并没有明确的礼仪，到正统年间的时候，太子出阁读书的礼仪也正式确立：太子首次出阁读书的当天早上，先由礼部，鸿胪寺执事官在文华殿后殿行四拜礼毕，鸿胪寺寺官为太子行李，请太子到文华殿读书，皇帝要亲自出席，三师三少以及各官员按照次序向皇帝行叩拜礼，然后各官退出，内侍官引着太子在后殿就座，每天侍班侍读讲官依次前来，从此，太子的学习生活开始了。

而从课业负担上说，明朝的太子也是很辛苦的，上午主要是文化课，分为三项内容：读书，听字，写字。读书时每学一篇新课文，必须要在三日之内背熟，每三天就要测验一次。写字的量也很大，每年的春天，夏天，秋天三季上课的时候，每天要写一百个字，冬天是每日五十个字。学习细节也抠的严，比如背书，不是说简单背过就完了，而是要字正腔圆，句读分明，而写字，也不是简单会写就完事，要写得横平竖直，方正工整。最辛苦的就是侍讲官，讲书的时候，要讲的明白，太子出错了，要大胆纠正，太子不学习，更要敢于批评。以上任何一条没做到，就是不合格。

而对于太子教育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给太子选好老师。《明史》上说，给太子选什么样的老师，也是要有学问的，太子刚开始读书的时候，要给太子选择那些精通学问，治学严谨的老师，主要都是一些品行端正，铁面无私的老学究。等着太子年长后，却要给太子选择一些行政能力颇强的大臣，帮助太子学会理政。明朝历代太子的老师选拔，基本都沿用了这一原则。

可这个看似合理的原则，到了明朝中后期，却也越发出现漏洞，我们看明朝中后期的诸多帝王，不难看到在他们做太子时，无不充满着诸如旷课逃学，贪玩享乐等行为，精挑细选出来的老师，对这似乎也越发没招。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出阁读书的太子，其实还是孩子。

按照教育学的观点，孩子和成年人之间，往往容易出现代沟，师生之间差距越大，相互之间的代沟也有可能越深。放在太子的教育身上，主抓太子学习的老师，绝大多数的年纪，都在中老年以上，且早期教育多以学问精深，治学严格的老学究为主，和太子之间，基本不可能有什么共同语言。摊上个淘气的太子，叛逆更是一定的。

外加到了明朝中后期，宦官的权位日重，陪太子读书的，主要就是伺候太子的宦官。放在逃课这类事上，那更和太子沆瀣一气。最典型的莫过于明武宗朱厚照做太子时，因他不爱学习，伺候他的宦官们，也就经常巧立名目，取消当日的讲课，甚至如期进行的讲课，也被他们找借口破坏，不是提前下课就是上课捣乱。正常的教育基本不能保证。帮朱厚照太子逃课出力最大的宦官，就是后来正德朝时一度权倾朝野的“九千岁”刘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