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常讲，没有大家就没有小家。顾名思义，这个“大家”就是我们的国家。而这个“小家”，应该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家庭了。

自始至终，我都不曾怀疑过这句话的内在涵义。但从另一个方面，我却也身同感受的认为，如果没有千千万万的“小家”，定然也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家”。这是因为，只有“小家”的富足，才能有“大家”的富强。

自古以来，“养儿防老”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人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历朝历代无一不在宣扬着“孝”的文化，“孝”的思想，“孝”的道义。在这一点上，远的不说，清代的乾隆皇帝就堪称楷模。不同于一般老百姓，乾隆皇帝“以孝治天下”，既是家风，又是国策。自我标榜也好，真心实意也罢，其行为总是值得称道的。但如果抛开亲情和道义不讲，“以孝治天下”更像是一种统治手段、政治策略。其中心思想无非就是，在家若能尽孝，为国方能尽忠。

既然最高领导都带头尽孝了，所属官员和普通老百姓当然也要紧紧跟上。否则，就是违背人伦、大逆不道了。

“二十四孝”的故事是古代伦理思想的结晶之作，它不仅将“孝”的文化演绎到了极致，同时也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书中收录的人物都是后人学习的榜样，其作用不可小觑，更毋庸置疑。但文化归文化，精髓归精髓，其本质属性却总是不能不让人有所怀疑。从历史的角度讲，与其说这是中国伦理思想的“大手笔”，倒不如说是统治阶级驾驭臣民的“迂回”手段。这看似温柔的手法，足以将你牢牢控制在舆论之下，不敢越雷池一步。终究，在封建社会里，没人可以长久成为众矢之的。

问题在于，皇帝官员尽孝，花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那么，普通老百姓又将如何尽孝呢？这一点，被历代先贤和平民士子奉为楷模的“二十四孝”图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其中卖身葬父的董永就是一个极为现实而又残酷的例子。故而，我们可以想当然的认为，权贵尽孝易，百姓行孝难。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养儿防老”的封建观念才根深蒂固地印在了老百姓的心坎上。自然而然地，与之一并而来的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辞了。

在古代封建家庭中，“无后”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上升到“不孝”高度的大问题，我想除了受封建社会“传宗接代”的思想观念影响之外，大多数其实还是由于生活上的困窘导致的。这是因为，在很多时候，“无后”就意味着老来生活将失去依靠，甚至是不得善终。或许，这才是真正缠绕在老百姓心头、且永远都挥之不去的“死结”吧！很显然，在封建体制下，生老病死与政府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因此，老百姓只能将养老送终的希望寄托到下一代身上。于是，我们在一边哀叹于孝子们可嘉精神的同时，又不得不去思考来自社会保障上的缺憾与落后。

“以孝治天下”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也是封建社会民生沦丧的痼疾。

社会发展到今天，“养儿防老”的观念已有所改变，但也并非完全消除了。在某些地区、某个阶层、某种群体，这种意识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不是因为思想上的有多么僵化，反而是来自生存上的迫不得已，说到底还是一个社会保障问题。这种担忧，不可避免的给老百姓带来了太多的不安全感。而事实却是，尽孝是子女的事，养老却应是国家的事。就一般朴素的看法，那就是我们的万千民众支撑起了这个国家，养活了我们的官员，甚至将一生奉献给了这个社会。而一旦老去，失去劳动能力的时候，就应该由国家承担起养老的责任。

这是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们是不必多分担心的，即便国家不养老，自己也有那个生存能力。令人担忧的是，那些处于贫困阶层的工人农民兄弟怎么办？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怎么办？总不能让他们都自生自灭吧！另外，由于国情的需要，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生育政策，现在每个家庭大多都是一个孩子，也就是说，不久的将来一个家庭要养活两家的老人，其负担是可想而知的。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怀疑我们的子弟有没有这个孝心，而是担心有没有那个能力。

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与之相关的保障措施也应与时代同步。否则，就如一辆疾驰的列车，跑得再快，也会因为得不到有力的保障脱离轨道。这个课题值得研究，它不仅事关民生大计，也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