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说，人为了生存，难免要追求一些能使自己感到安全的东西，诸如金钱、名利、地位。王大师的话很多人认为极有境界，其实他是境界极低，落后就落后在他生在旧社会，根本就没见识入党为公的人。除此之外，单就他的“需求”观点，理论水平也赶不上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系统。按照马斯洛的理论，将入党动机归结于“安全需要”，层次也实在太低，五大层次中序列倒数第二。好在马斯洛的理论针对的只是一般人，并非专门阐述广大党员。

明代象牙雕“五体投地”挂件

作为一个入了党的同志，行动上就应该拥护党，为党说好话。哪怕是心里不愿意，嘴上也要这么说，千万别忘了，“党”的本字下面是有个“黑”字的。你背叛党，轻则挨盆黑水，重则挨声黑枪，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你确实找不着党有什么你赞颂的地方，你至少可以说党员的老婆都比别人的漂亮——这不是谄媚，也并非是求财逐利，而是有利于免祸，消除你对组织深入骨髓的恐惧，顺便获取党员夫人对你的好感。

阮大铖之所以“叛党”，就在于他反其道而行之，喜欢揭党的疮疤。具体事实，就是他曾写过一份举报信。并且不是举报某个党员，而是举报整个组织。

“举报”，几乎等同于“告密”，属于小人之举。比方说谁收了人家一瓶酒，谁躲在出租屋里多生了个孩子，执法、执纪部门一般很难发现。有人看见了，或为了领点赏钱，或为了出口气，悄悄地举报上去。所以，现实当中大家都看不起打小报告的，认为这种人素质有问题。

明代黄花梨算盘

“小人”层出不穷，其实这不是个体的素质问题，而是一个制度的产物。这个制度，过去叫“连坐”，秦律上有，明律上也有。制度使然，舍君子做小人，这本政治账也是经济账，最终人人都会。你的街坊邻居有问题，你不去举报，最终跟着吃哑巴亏，他又不是你大爷，你何必保持有难同当的思想觉悟。并且，法律明确规定你必须损人利己，向上告密，嫉妒者的眼睛也永远是贼亮的。

爱钻才会赢，损人能利己，阮大铖举报东林党也就好解释了。天启年间激烈加剧的党争，东林党意外惨败。但魏忠贤也是好景不长——这倒不在其作恶多端，而是朱由校意外早逝。

朱由校早死，朱由检登台，很快改变了各政治势力的对比。魏忠贤既倒台，必有东林或其他某派势力抬升。这一切，与当初阮大铖担心的政治无常，确是如出一辙。

但天性多疑的阮大铖，虽然明白魏忠贤势力将会完蛋，但并不能肯定崇祯会如何处置争权夺利的其他势力，哪一派势力最终得势——因为各势力间你死我活的争斗，均无原则可言，也谈不上究竟谁是谁非。

阮大铖此时看不清朝中形势，一是他已离京回乡仍在闲住，各路信息不全面；二是他尚未进入朝政的核心圈，新一届政府肯定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伟大复兴进行到底，但之于朱由检到底想怎么干，心里没有底。尽管如此，阮大铖还是肯定了一点：要抓住机遇，创造机会，让自己复出。

于是，他拟写了两封奏疏，一封独攻魏忠贤罪恶；一封历数泰昌元年到天启七年间的整个党争事实，陈述东林党和魏忠贤集团的共同罪恶，魏党、东林党各打五十大板——是为《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阮大铖的举报信，即是这封《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

前一份，估计是昧着良心写的。国家搞乱了，责任全推到一个党身上，鬼才相当这个党有这么大能耐。后一份即《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应该客观公正，尤其是什么时候东林党与宦官勾结弄权，什么时候魏忠贤权倾朝野，讲得一清二楚。毕竟是官场中人，党内党外的事大体清楚。这里的亮点，则是抓住了朝臣与宦官私相勾结之实，这个很能挑起朱由检的神经。皇权专制政体中的党争，其实就是争皇帝，谁控制了皇帝，谁就有靠山，有主动权，就能稳操胜券，与掌握核按钮差不多。

倪元璐手迹

说真话，通常最难，要么怎么会假话盛行呢！阮大铖将写好的两份奏疏，送到北京友人杨维垣处，稳妥起见，特叮嘱杨维垣见机行事，哪份符合形势就递哪份。杨维垣正与倪元璐恶斗，一看阮大铖的奏疏乐了：英雄所见略同，东林与魏忠贤集团确实都是邪党！想都不用想，赶紧将《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送了上去。明代虽是皇权专制，对官绅阶层而言却能政务公开，即朝臣们所有的奏章和皇帝的批示、谕旨，都应公布传抄。阮大铖这份奏章一经公布，官场乱了，舆论大哗，立即有人批驳弹劾，说他“比拟不伦，党邪害正”。以党害国，东林与魏党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呀！

冷板凳上发了个热帖，阮大铖触及了大家的哪根神经？俗话说，是官刁过民。魏忠贤势力之大，天下几人清白！尤其是与魏忠贤对着干的东林党人，几为魏氏一扫而空。新君崇祯继位后扑杀魏党，东林党人的全部希望，就是籍崇祯之力东山再起，在这个关键时刻，阮大铖却指控东林和魏党都是通内乱国的党争派系。魏党死定了，想急也急不起来了，东林党不能不发慌，若阮大铖此疏得用，非但大批在野东林人士仕途复起之望就此断绝，就是在朝孑遗者亦处于随时获罪的境地，而东林党孜孜以求重掌大局之心就更别提了，势必全盘覆灭。

关键时刻拆台不补台，性质比打死两个人都严重。这个时候的东林党人，不是愤怒，而是清醒——最凶恶的敌人，不再是魏忠贤。魏忠贤算什么？死了，后代都没有，想报仇都找不出拎刀的。杨维垣、阮大铖就太狠了，根本就不是发黑帖给党抹黑，简直是一刀，将全党上下全阉割！

东林党对阮大铖的切齿之恨，自此持续了数十年。很过分吗？一点都不。你可以怀疑东林党人的胆识，但不要怀疑东林党人的智商。阮大铖对东林党的打击，那是由表及里。

东林党和魏忠贤的斗争，公舆似有正邪之分，并不清楚其中的隐情。而东林党过去压制阮大铖出任吏科，也只是出于政治党争的需要，很大程度上仍视阮大铖为本系一脉。不料关键时刻，阮大铖却抖出他们与魏忠贤同是党争祸源，且有通内丑行，着实让东林大吃一惊又大失所望。

叶向高手迹

东林党人是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一直以清流自居，认为自己什么部位能烧出舍利子——这不是好面子，而是以此立足并取得政治优势，也早已为公舆接受。但东林人通内，同样勾结宦官，扮“好人”又黑灯瞎火地做坏事，观众与读者是不知情的。

知情的只有少数官场中人。外廷与内廷相勾结，在明季司空见惯，事出寻常，万历前期的张居正如此，当朝的左光斗如此，其他东林党要人更是如此，借以维系与最高统治者皇上的联系。张居正通冯保，左光斗通王安，内外廷勾结，只是他们利用的宦官不是魏忠贤罢了。

阮大铖的“合算疏”，搅乱了东林人如意算盘，迫使东林诸人及时进行战略调整，同仇敌忾，力攻阮大铖。

清抄本“钦定逆案全闻”（局部）

怎么搞倒、搞臭阮大铖呢？不外乎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两大杀器。要想整出经济问题剿灭阮大铖很难，因为这人的经济问题主要是送钱，那时又没有“行贿罪”。即便有了，也不是捉一个受贿的陪一个行贿的。所以，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搞出阮大铖的政治问题。

将其纳入魏忠贤的“逆案”，是剿灭阮大铖的最佳手段。“逆案”，皇上亲自抓的，自然最重视，最敏感。可是，此时的阮大铖本是一名可有可无的小官，崇祯皇帝连名字都不知道，根本就不在圣上的视野。要想引起皇上的重视，就需要挖出一条猛料。东林人忙活了一圈，却连一条阮大铖介入“逆案”的实据都没有。最终，全党同志拼智商，想出了“阴行赞导”的罪名，将阮大铖塞进“逆案”。

崇祯二年三月，阮大铖入“逆案”，罢光禄卿——这是桩影响深远的政治大案，崇祯 “钦定逆案”计分七等罪名开列逆案官员210人，阮大铖入“结交近侍又次等”，即第五等论罪，“坐徒三年纳赎为民”。《明史》中“钦定逆案”分几等定罪有些乱，“阉党传”说是七等，“韩炉传”又称“罪分六等”。到底是六等还是七等，意思是一样的，就是魏党中的元老派到底是给个特等奖，还是定个一等奖的问题。如果是“特等奖”单设，剩下的自然就是六等。对阮大铖来说，无论是四等还是五等，效果也是一样的，反正官是当不成了。

但阮大铖的这个罪名，委实有点怪。“阴行赞导”，这个词显得很冷僻。大家比较熟知的近义词，便叫“莫须有”，着作权归属秦桧老丞相。据说“莫须有”的释义很复杂，李敖先生认为它是宋代的方言，正确的断句应该是“莫须，有！”相当于普通话中的“等等看，会有的”，相当于官场用语“研究研究，肯定有的！”秦丞相也是文化人出身，一出口都是经典语言，后世能赶超他，估计只有东林新创的“阴行赞导”了。“赞导”就是帮忙的意思， “阴行”表示一种神不知鬼不觉的状态。“阴行赞导”能入罪，真是法理上的重大飞跃。

明代“光禄寺卿”象牙腰牌

当初，东林党与魏党之间开战，幸灾乐祸地去看，应该有得血拼，僵持几年拿不下对方完全可能。结果，一个知识精英政党被一个残疾人政党收拾得体无完肤，应该也是大大出乎阮大铖及常人的判断。但阮大铖的一些泄愤之语，并不等于在东林再次得势后将其扫进“逆案”的罪证。所以，顾诚在《南明史》中有相关较为公允的评点：“平心而论，东林—复社人士门户之见极深，他们把阮大铖打成逆案很难自圆其说，比如说他谒见魏忠贤后随即行贿给魏的门子赎出名刺，就是莫须有的罪状；说他在魏忠贤得势之时即辞职还家是早已看出魏忠贤必定垮台，更站不住脚。阮大铖在魏忠贤垮台之后还看不清政局的走向，怎么能说他在天启年间就预知朱由校会短命、崇祯帝将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