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江西会馆

阮大铖与方孔炤，是另一种更为特殊的同乡。除了地缘关系，他们还是“同学”。万历四十四年，他们同中进士。

方孔炤（1590—1655），字潜夫，号仁植，桐城（今枞阳县浮山镇）人。万历四十四年，方孔炤中二甲第二十五名进士，外放任嘉定知州，后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与流寇作战中八战八捷，战功赫赫。

着眼现实，村长、班组长都是不小的干部。回望历史，省长、部长也是很小的干部。如果你真不知道方孔炤是谁，上过武夷山，很醒目的“重洗仙颜”四字，便出自他的手笔。

方孔炤曾以非党的身份，站在了魏忠贤的对立面。在方孔炤这里，后人看到了明季官场的另一面——所谓的结党，多是利益驱使。方孔炤与魏忠贤的交恶，并非政治立场，而是影响了人家的经济收入，引起魏忠贤的愤怒，受到了免职处理。崇祯帝即位后，方孔炤复职，又升任尚宝司卿，直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方孔炤后来受到迫害，来自杨嗣昌的陷害，与东林党与魏党的斗争没有关系。崇祯帝自缢后，方孔炤护送老母归隐白鹿山庄（今安庆市宜秀区杨桥镇），直至终老。

武夷山方孔炤手书石刻

阮大铖与方孔炤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二人的密切交往。但阮大铖与方孔炤之子方以智，关系形同水火。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别号浮山愚者。为僧后，法名弘智，无可、药地、浮庐、墨历等。方以智出生于仕宦之家，祖父方大镇、父方孔炤，在朝都身居要职，他们在政治上倾向东林，学术上喜谈“物理”，并通医学、地理、军事。方以智自幼智力超群，九岁能文，二十二岁着书立说，热衷政事，“接武东林”、“主盟复社”，有明季“四公子”之称。崇祯十三年（1640），方以智考取进士，任翰林院检讨。

方、阮两家，皆为桐城仕宦大族，历来婚嫁不断。以两家世戚关系推论，阮大铖不仅年长方以智二十四岁，亦为其叔辈。方以智之父方孔炤，与阮大铖不仅是“同学”，在崇祯七年桐城地方民变中，二人还密切合作，联手平叛。

阮大铖与方以智早年亦感情甚厚，多有交往，诗和酬唱。阮大铖《咏怀堂诗》中，收有《方密之见访即送其游吴》二首，其一曰：“南浮敦悦地君复振华音。尘下概千古，霞端翔寸心。固穷榛草在，安土稻花深。何事元方御，来参抱膝吟。”《咏怀堂诗》结集于“崇祯乙亥（1635）冬日”，依此推论，方以智吴游之前，二人不仅没有恩怨，关系还是相当融洽的。

但这种源于亲戚与乡情的亲密关系并未久远，阮大铖之女阮丽珍早年许婚方氏最终却嫁与了曹台望。曹台望之父曹履吉，亦为阮大铖的丙辰科同年。阮女的这一婚姻变故，已足见阮、方二氏之间，曾经发生了某种恩怨——这一恩怨，究竟是立场介蒂决定世故介蒂，还是世故介蒂决定立场介蒂，一百读者就会有一百个哈默雷特。

关于阮、方二氏的矛盾冲突，清方冒翰《方以智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父孔炤 ，万历丙辰进士，巡抚湖广，为时相所忌，以失律逮下狱。阮大铖与同郡，尤忮害之。时局翕然，欲致孔炤于死。以智……中崇祯庚辰进士，选庶吉士，改编修。以智既官禁苑，在廷稍为孔炤伸理，得减死论。北都陷，以智间行归里，大铖党又欲以从逆陷杀之，几不免。”

这段文字，机关众多。一是阮大铖对方孔炤实施的是“忮害”，即嫉妒的言行。方孔炤巡抚湖广获罪时，阮大铖本无权势，亦与阮大铖无关，但其幸灾乐祸，有点不厚道。二是后来对方以智的迫害，实施者是“大铖党”。“大铖党”与阮大铖本人，与阮大铖的直接行为，并非一回事。但方冒翰所证实的，是阮、方二氏间的互粉关系，确实已经结束了。

阮大铖与方以智关系生恶的直接原因，一是方以智对阮大铖所结中江社的诋毁，二是参与《留都防乱公揭》对其中伤。前者是外伤，后者是内伤，且格外致命，后面将谈及。

方以智秋山读易立轴绢本

文场一搏虚荣，方以智如何重创阮大铖？《先公田间府君年谱》载：“是年（1632）邑人举中江大社……皖髯（阮大铖）阴为之主……方密之吴游回，与府君言曰：‘吴下事与朝局表里，先辨气类，凡阉党皆在所摈。吾辈奈何奉为盟主！曷早自异诸？’”

这就很严重了。方以智所说的“吴下事”，是乃指自己吴游时加入了复社，要钱澄之兄弟退出中江社。明季文人，结党、结社成风，均旨在沽名钓誉，就是便利日后的追名逐利。方以智此举，故为阮大铖恨甚。如何从别人的公司里挖人，方以智更狠：他指斥阮大铖为阉党。同邑同里的阮、方、钱三家，因方以智的影响，关系迅速紧张起来。

方以智十二岁丧母，其父长期在外为官，教养依仗姑母。青少年时期的方以智，纨绔子弟习气明显，其后来晓有成就的“物理”，也本其少年游戏之所在，远非主观的刻意追求，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更是相去甚远。方以智因着《物理小识》被后人奉为“科学家”，他确实研究过地心说，提出过金星、水星绕太阳运行的猜想，正确地解释了大气折射现象（蒙气差），总结出了世界领先的炼焦法。但是，在等级森严的政治制度下，每个人都受到统治者“话语空间”的限制，专制桎梏中谁都不可能越雷池一步。科学是具有特定知识背景、社会地位及个人经历的某些特定行为者，在某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工作而造就，即便是科学家的角色，也是凭借经验对统治者早已心知肚明的问题进行阐明，并构思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案，方以智的科学追求只能止于“技术”，而难寻觅至“科学”的边线。

方以智的实际生活情形怎样，一向欣赏他奖掖他的前辈陈子龙曾给他写过一封信，或见一斑：“密之近有信来，在金陵甚豪顿，跃马饮酒，壮士满座，或引红妆，曼歌长啸，殊自快也。”

成都扬子山出土的观伎画像砖

“引红妆”，即狎妓。陈维崧《方田伯文集序》，张明弼《冒姬董小宛传》等，皆有类似的详细描述。全祖望亦言：“明人放浪旧院，方密之亦不免也”。这种一度放浪的生活，后经家人规劝，方以智才终然醒悟。后人评价阮、方二人，多出于想当然的情绪化，对方以智的生活圈及其时的实情缺少了解，认为方以智志向鸿鹄，网吧通霄的事就忽略了。

在阮大铖隐居南京期间，曾一度致力官场重起，彻底终结阮大铖此念的，是《留都防乱公揭》。公揭引发的舆情，那和网络拿下重庆雷官人有得一比。《留都防乱公揭》140多个签名者中，并无方以智、钱澄之，但其中所引的皖地民谣，阮大铖疑是方以智、钱澄之所为。

同乡，有时就是暗器。

作为重大的社会舆情，《留都防乱公揭》最终传至崇祯帝手中，幸亏领导没有亲笔批示，要么阮大铖连死的心思都有了。经历两次重大风波后，阮大铖几乎深居不出，也使之对方以智、钱澄之的仇恨不能化解。

方以智寒林秋居扇面水墨金笺

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方以智被获，但他在流寇政权中的时间并不长。与恶政权沆瀣一气，方以智也不至于这般堕落，所以他很快又逃至南京。这时的马士英、阮大铖开始执掌朝政，惧于报复，方以智便四处潜逃，卖药为生。阮大铖真的要报复方以智，做起来也很难，除了客观环境的制约，阮大铖与方以智的岳父又是朋友——政治的呆板面孔，并不是政治家的全部。

直到阮大铖死去，桂王立于肇庆（1646），方以智才进入南明小朝廷。在目睹了永历朝的派系纷争后，方以智写了份《十辞疏》。为什么叫“十辞”，因为前面已经有过“九辞”了。与悄然离开永昌帝不同，告别永历帝怎么地也该打声招呼，毕竟这是大明余脉，还有一个道义问题需要了结。

深感明朝气数已尽的方以智，最终返回了家乡浮山。清初的方以智，既远离于官场，也游离于隐逸，甘做遗民。真正意义上的遗民，即以王朝认同为理由决定不仕的人，而不是一般的隐逸之士。遗民作为符号，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对应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内涵。这时期的方以智，一心向佛，潜心学问， 一生着述400余万言，文、史、哲、地、医药、物理无所不包。

方以智着《通雅》

康熙十年因“粤难”被捕，押解途中病逝。他的死虽与政治有关，但硬说他如何“反清复明”，那都是后世小说家的事，也是对方先生智商的一种蔑视。

与钱澄之的锱铢必较不同，晚年的方以智心智豁达，他与阮大铖之间的恩怨，也因明灭尽而作烟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