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康熙六十年（公元1722年）十月，被誉为“千古一帝”的康熙大帝（爱新觉罗·玄烨），不顾自己六十九岁高龄的老迈之躯，依旧按常例兴致勃勃的前往南苑皇家猎场进行秋狩。十几天后，康熙感觉身体不适，于是他下令起驾回京。《清史稿》、《国朝宫史》、朝鲜《李朝实录》等有关清廷大事的史料均记载道，皇上十一月初七抵京，然后一直呆在畅春园内休息调养。初八日至十二日，康熙病情稳定，自感精神逐渐壮旺，已有痊愈的迹象，阖宫上下都松了一口气。

然而，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的病势急转直下，龙体突然恶化。包括皇四子胤禛在内的八位阿哥奉召入宫。就在这天夜间，勤于理政、睿智有为的康熙大帝宣告不治，撒手人寰，翩然驾鹤西去。

十四日大殓，二十日皇四子胤禛继位，他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雍正皇帝。这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就发生在短短几天之间，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非常之事，如此仓促急迫，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大有雾里看花之感。

就在此前不久，雄才大略、堪比人中之龙的康熙正为由哪个儿子继承自己帝位一事举棋不定，大伤脑筋，弄得顾此失彼、焦头烂额。康熙八岁登基，在位六十一年，育有三十五个皇子，这也难怪他闹心，儿子太多，且大都自命不凡，皆明里暗里觊觎垂涎这至高无上的皇权。肉只有一块，想吃到它的却不止一人，以康熙之伟谟，也难免为之抓狂。与此同时，他的皇儿们明争暗斗、互施冷箭、同室操戈、豆萁相煎，闹得乌烟瘴气，鸡飞狗跳，不可开交，朝堂内外几无宁日。就这样，在富有海内、率先垂范、貌似平静、其乐融融的大清第一家庭里，众阿哥们相互倾轧了二十几年。“家天下”时代，皇帝之家事即国事，家国难以厘清，众皇子争权夺利也是难怪。文治武功都很有一套的康熙大帝，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家事面前，却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心力交瘁，清史记载，为立储那点窘事，他情绪一直不太稳定，几次在众臣面前涕泗横流，难以自持。看来不光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是贵为一国之主的皇帝老儿，家务那点囧事也不好断呢。正是由于康熙对自己身后之事拿捏不定、悬而未决，才使皇四子胤禛的突然上位，成了一桩情节诡谲、令人疑窦丛生的千古谜案。

回首中华五千年之悠长历史，围绕着各封建王朝权力核心的宫廷斗争从来不曾停息过，而且，宫廷斗争的血腥残忍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常常弄得你死我活，血雨腥风，往往是势力最大、手段最为戾狠的人笑到最后。在尊荣无比、至高无上的皇位的诱惑下，什么父慈子孝、手足情深，统统被弃如弊履，置之脑后。仁义孝悌这层温情脉脉的虚假面纱一旦被撕破，隐藏在人体内兽性的一面即刻被全面激活，于是人人变得面目狰狞，凶狠嗜血，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在他们布满血丝闪烁着欲望与渴求之火的眼里只有一样东西——皇帝宝座。

按传承有序的周礼定制，康熙本来将长子胤礽立为太子，据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被明立为太子的人，但后来康熙又因事废黜了他，原因据说是胤礽得了狂病。

其实，任何一个做父母的人，内心都有偏爱，即使贵为一国之尊的康熙亦不例外。他内心早有深爱之人 -------- 皇十四子胤禵。  那胤禵自幼聪明伶俐，长大后熟读经史，更兼弓马娴熟，性格宽仁大度，是个文武兼备的可造之材，因而此子深得康熙宠爱，并有意扶植栽培。在继承爱新觉罗氏帝位的问题上，皇十四子胤禵一直是康熙内心早已认定的不二人选，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让胤禵多些政治历练，同时也为了提升他的威望，使众大臣心悦诚服，余下诸子无闲话可说，全力衷心拥戴他，胤禵被康熙任命为抚远大将军，总领西北大军，讨伐阴谋叛乱的准葛尔部枭酋策妄阿拉布坦和西藏的策零敦多吉卜，平息骚乱后胤禵一直奉父命驻守西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位高权重，事涉大清西部广袤疆域的安全，可谓帝国半壁江山的安危与否系于一身，康熙对胤禵的殷切期望与良苦用心不言自明。

清史记载，康熙亲自在太和殿将大将军印信授予胤禵，还朗声对随征众人训示道 ：“大将军是我皇子，确系良将，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务，均应谨遵大将军的指示。”康熙一席话，殷切期望与舔犊之情溢于言表。

众人心里明白，康熙是将十四阿哥胤禵当接班人培养，所以不嫌烦巨、苦口婆心，可见对其寄予厚望。皇十四子胤禵确实是皇太子的最佳人选，在康熙的内心深处似乎已无人能取代。

既然，立十四子为储君，既有康熙赏识，又是众望所归，那么，皇四子胤禛的李代桃僵，突然上位，就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剧情之惊悚，结局之意外，无不令人瞠目结舌，大跌眼镜，欲一吐为快，却如鲠在喉，因而蒙上了一层浓重的神秘色彩与异样诡秘之感。

从卷帙浩繁、林林总总的清代史料中探烛幽微，循蛛丝马迹找出一些线索，十分耐人寻味，更使表面波澜不惊的继位一事突显潜流汹涌：自清以来，一直有人认为，康熙遗诏的原文是：“‘传位十四阿哥胤祯（胤禵别名），’御前侍卫统领隆科多擅改遗诏，将‘十四’改为‘于四，’将‘胤祯’改为‘胤禛，’不过改动寥寥两字，但当堂将遗诏宣告出来就成了‘传位于四阿哥胤禛’了，”可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权臣隆科多仅仅改动两个字，就使胤禛不费吹灰之力荣登大宝，得了天下。

有人进一步印证这一说法的可靠性，雍正初年，刚当上皇帝不久的胤禛大开杀戒，寻找借口除掉了如日中天的隆科多和年羹尧，隆、年二人正是雍正篡位的主谋和重要知情人，雍正此举是卸磨杀驴、杀人灭口。

也有学者依据正史记载认为雍正继位是合理合法的，实乃康熙煞费苦心，有意而为之举，可谓水到渠成，是理所当然的。

证据一：清史记载，康熙遗诏有满、汉两个文本，当廷宣告时用的是满文本，用满语宣读，而满文中根本没有“十”和“于”字，“禛”和“祯”字的近似字。因此，所谓篡改遗诏一事，纯属牵强附会、捕风捉影、别有用心，是某些躲在阴暗角落里舔着伤口、顾影自怜，与龙椅失之交臂者或有缘无分者的“酸葡萄”心理，羡慕、嫉妒、恨等复杂情绪纠缠其中，孕育出此妖妄诬陷之言，漏洞百出，根本不值一驳。

证据二：有学者指出，立太子一事乃举国瞩目的大事，以康熙之精明聪查、谋略深远，大可不必闹得如此满城风雨、訾议汹汹。康熙年事已高，自感来日无多，假如真的有意扶十四阿哥胤禵上位，应该让他在西北边境稍加锤炼，平息边患后建功即返，何必让他长期滞留戍边长达四年，以至于自己至死皇十四子也未归呢？《清史稿·世宗实录》详细记载了康熙临终之日，召三阿哥胤祉、隆科多于病榻前，对二人说：“皇四子人品贵重，深省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康熙金口玉言，白纸黑字，加之有三皇子胤祉和权臣隆科多明证，雍正即位合理、合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由此可见，雍正当接班人就是康熙本意，无可置疑。

然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以上证据与论点大都来自正统史料。俗话说：“历史总是由胜利者写就，”也有人形容“历史是任人涂抹打扮的小姑娘。”辛亥元老于右任先生曾发如斯喟叹：“风虎云龙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 不愧登高望远之士，可谓鞭辟入里，一语中的。 西汉史官司马迁秉笔直书，他的巨着《史记》“其文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因此，《史记》被认为是中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不遑多让的“信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然而，司马迁却为此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在历史上，史家假若实话实说是有极大风险的，有些甚至要丢掉性命。学习历史不抱着探究质疑的态度，则毫无意义。当雍正以胜利者的傲慢姿态昂首登上这令无数人艳羡垂涎的宝座时，就难保这段正史是绝对清白、可信的了。

雍正年间编篡的《大义觉迷录》一书中，记下了湖广失意文人曾静的一段供词：“圣祖皇帝（康熙）在畅春园病重，皇上（雍正）就进了一碗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这段供词实质上等于明指康熙是被雍正毒死的。曾静所投的所谓“逆书”里，直言不讳的给雍正扣上了十大罪状：“谋父、逐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其中谋父被定为第一大罪状，落魄文人曾静之胆大包天、浑不畏死之举，至今读之仍有惊心动魄之感。曾静提出的十大罪状，可谓石破天惊，不言自明。令人不解的是，《大义觉迷录》乃雍正亲自参与编撰，这一段胆敢“拔逆鳞”的供词竟一字不拉的明载其中，成为别人质疑他的明证，不知是一时疏忽还是另有深意。

康熙死亡当日，有位名叫马国贤的意大利裔传教士兼宫廷画师正在他身边，事后他对人说：“（圣祖）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即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可断言也。”康熙临死时痛苦万状，即使不是被人投毒，也必然是发生了非常的变故，身为传教士的欧洲人马国贤的这段叙诉大约可信，一定是亲眼所见。可见在当时，雍正杀父篡位一说早已不胫而走，朝野风传，引得野老村妇皆知，坊间里巷议论纷纷了。

最让人对此传闻深信不疑的是，执掌皇宫卫戍兵权和负责康熙安全保卫工作的时任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的隆科多正是雍正的舅舅，当天只有他能接近圣祖皇上。

而此时，深受康熙宠信的十四阿哥胤禵守边恰满四年，正奉命日夜兼程，即将返回京城，因此，阴鸷凶狠、多谋善断的胤禛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冒险悍然下决心使出狠辣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