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徐文长的记年作品，大多是他晚年涂抹之作，所以很难分析他的习画渊源。

　　据他的后裔徐伦的考据，“越中七子”结社是在嘉靖22年（1543年），徐文长时年23岁，是社中最年幼者。社中陈鹤以书画擅长，犹善画水墨花草，独出己意，最为超绝。据徐文长在《陈山人墓表》里说，陈鹤少年时即被称为神童，诗文戏曲书画全能。不喜拘束，很早就辞去世袭官位。每每饮酒大醉，放笔挥洒，纵横淋漓。然论者却以为他的画，尽管率性，却在法度之内。这种经历、作派和评论，无论如何都会让人想起徐文长。可以想见陈鹤对徐文长画风的形成应当有一定影响。

　　徐文长在《书陈山人九皋三卉后》说：“予见山人卉多矣，曩在日，遗予者不下十数纸，皆不及此三品之佳。滃然而云，莹然而雨，泫泫然而露也。” 陈鹤传世作品极少，从上海博物馆所藏《墨牡丹图轴》看，画风接近陈道复，只是比较拘谨，艺术水平亦无法和陈、徐二人相比。

　　徐文长留存的水墨花卉作品，从中可以想见他作画时的狂放和不羁。当学生史柴请老师作画时，提上好酒八升，之后，徐老师“小白连浮三十杯，指尖浩气响成雷。”提笔挥洒，纵横恣意，其狂放气势，堪称“惊天地泣鬼神”。

　　这种狂画法，古已有之，相传唐人王洽，痛饮醉后癫狂，“以头髻取墨，抵于绢素”。所谓“王洽泼墨”，是画史上最有诱惑力的神话之一。在中国书画艺术中，有很深厚的“颠狂”传统，书画史上的绝世高人，常被冠以“颠狂”之名，比如人称“张颠”“素狂”的草书大师张旭、怀素，以及被称为“米颠”的米芾等。似乎只有用“颠狂”才能体现其神乎道的境界，才能达到发乎天性的精神自由的极致。

　　“王洽”式的狂画法，后世屡有实践者。只是在明代，不管是人们的认知度还是实践者的普遍性，都达到了高峰。究其原因，是从皇帝到平民，对于艺术家的特殊性，都饱有深刻的认知和宽容度。这既是一种很古老的美德，也表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艺术欣赏者。在《庄子·田子方》中，有一位解衣般礴，裸身的“舐笔墨”者，而国君却表示了相当的大度和赞赏。

　　有明一代，开狂画风气之先，并把它玩成神的，正是吴伟。

　　“吴小仙饮友人家，酒边作画，戏取莲房濡墨印纸上数处，主人莫测其意，运思少顷，纵笔挥洒，遂成《捕蟹图》一幅，最为神妙。”

　　比如给皇帝画画，他也照玩不误：

　　“伟有时大醉，被召，蓬头垢面，曳破皂靴，踉跄行，中官扶掖以见，上大笑，命作《松风图》，伟跪翻墨汁，信手涂抹，而风云惨惨生屏幛间，左右动色，上叹曰：‘真仙笔也！’”

　　如此结果，吴伟果然名震朝野，成了“画状元”。

　　明朝作为一个思想上全面崇“狂”的时代，这种具有很强表演性的画法，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被发扬光大了。到了吴伟的弟子们，这种“狂”画法，几乎成为他们捞取名声的伎俩，最后遭到文征明师徒的痛剿，并连带着将祖师戴进及南宋院体画派，打入另册，却是吴伟始料未及的吧。

　　据说，徐渭的书法，主要受到当地一个名叫杨珂的人的影响。这个杨珂被乡人称为“今之右军”。然而外人对他评价却不高，王世贞在《艺苑巵言》里说：

　　“杨珂初亦习二王，后益放逸，柔笔疏行，了无风骨，所谓‘南路体’也。”

　　而同为书法家的丰道生就不客气了：“杨珂书如胠箧偷儿，探头侧面。”

　　联想起徐文长书法“探头侧面”的样子，倒是极为形象，亦可见其中的联系。只是这个“探头侧面”，却未必就是偷儿，或是妖女，也未可知。只是杨珂并无作品流传下来，因此不好作判断。

　　明万历《余姚县志》说杨珂：“多作狂书，或从左，或从下、或从偏旁之半而随益之。”看来，这个杨珂，倒是当代左手书，颠倒书的祖师爷。

　　从陈鹤的醉酒狂画，到杨珂的颠倒狂书，可见浙中江湖风气之盛。而徐文长作为浙人，所受影响不可谓不深。事实上，这种表演性很强的狂野画法，在受到批判后，仅仅只是从主流文化圈中退出。而在广大的江湖，却直到今天依然受欢迎。

　　只是这个在纸上疯狂挥洒的徐文长，和那些扮演疯子的人具有本质的不同，因为他很可能就是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