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场吏治如何，其实，从怎样管束“身边人”就可约略看出来。

　　历史上，高官对“身边人”管束的好坏，有时关系着家与国的兴衰。

　　1.对身边人管束不严，酿成祸患

　　《资治通鉴》卷八十记载，公元273年的一天，负责东吴首都街面治安秩序的司市中郎将陈声在巡视时，抓获一个抢夺百姓财物的人，该人穿着讲究、态度傲慢，不像个落魄潦倒之人，一问，原来是皇宫中人，而且，是皇帝喜爱的妃子的手下。

　　陈声想，光天化日在天子脚下公然抢劫，还撞到我这治安官员的手上，于是，叫人把这个王妃的手下给处决了。他替京城和皇帝做了件好事，打击了黑势力。没想到，“姬诉于吴主，吴主怒”，王妃在吴主孙皓面前哭哭啼啼告了状，孙皓对陈声很来火。

　　此后，孙皓找了个由头，用热锯子把陈声的头给锯断了，使其身首分离，很惨。可见，在古代官场，得罪了某些无理智高官的身边人，下场很不乐观。最后，吴国毁在了昏庸暴虐的孙皓手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记载，梁武帝萧衍的侄儿临贺王萧正德“昵近小人”，纵容手下在吴郡“杀戮无辜，劫盗财物”，在江乘“夺人妻妾，略人子女”，身为国家高干，还一度投奔外敌，长期干着强盗行径，品德很差。

　　对皇亲贵族一直很包容、优待的梁武帝实在看不下去了，说：“难道你狼心不改，尽想干坏事、败坏国家大计才开心吗？”就把萧正德罢官削爵，发配远方。但梁武帝毕竟不是个成功的皇帝，萧正德还没抵达发配地，又赦免了他，还先后让他担任丹阳尹、南兖州刺史这样的实权官员。

　　作为自家侄儿，萧正德的每一次狂悖行为，都得到梁武帝的宽宥。然而，侄儿根本就不领情，反而变本加厉，“在任苛刻，人不堪命”，漠视手下为非作歹，最后豢养培训了一帮死士勾结侯景，于公元548年反叛梁朝。

　　梁武帝如此姑息自己的“身边人”，换来的却是亡国的恶果。而萧正德之子萧见理在模仿其老爸抢劫商贾时，也被流矢射死。这可能是一种因果报应吧。后来，萧正德也被“朋友”侯景杀害。

　　2.官员管束身边人，古代也有表率

　　古代官场也有一些善于管束身边人的好例子。

　　明朝洪熙皇帝的张皇后，不仅凭借能力帮自己老公保住了太子的位置，为自己儿子掌舵巩固了皇位，并且还为自己9岁孙子的登基，排除障碍、倾力擘划，时时督促孙子皇帝勤奋学习管理国家的能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张太后对于“身边人”——娘家兄弟，管束得相当严格，一切都是按规矩办事，史书称“太后遇外家严”，从不轻易给娘家人升官赏赐，不许他们搞特权，也不许他们接触国家政务大事，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无独有偶，明代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不仅严格管教10岁的万历皇帝读书，培养其治理国事的能力，而且，对自己娘家人的犯法行为，也是毫不包庇，命太监直接到娘家武清伯府宣布罪状，依法办事。

　　上述两个皇太后在位期间，没有出现历史上时有的外戚跋扈现象，并且都起到督促皇帝勤政的效果，在明史上有很高声誉。

　　《四友斋丛说》载，明朝正统初年，内阁三相为：杨荣、杨溥、杨士奇，号为“三杨宰相”。宣德年间，杨荣在朝为官，福建老家的一个亲戚犯罪，向其求救，位高权重的杨大学士不徇私情、不插手办案，任由当地官员处分。并且，事后，他还根据实情，推荐提拔了当地官员，受到时人称颂。

　　正统初年，宰相杨溥的儿子上京城看爸爸，“沿途官司供奉甚至”，争相讨好小杨，独独江陵知县范理没有这么做，杨溥知道后，立即提拔他由江陵县长为德安市长（德安太守）。杨荣、杨溥被称为“贤宰相”，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3.杨士奇未明察儿子不端，后悔终生

　　而杨士奇的做法可就有失偏颇了。杨士奇的儿子，“居家横暴，乡民甚苦之”，但是，对于这样的官二代，逢迎声鹊起，所以，在外为官的官爸爸一直以为自己的宝贝很好。一个同乡京官叫王抑庵，回家休假时耳闻目睹了杨公子的行为，就觉得不能隐瞒好朋友杨士奇，再说，提醒他教育儿子，也是为他家好，就一五一十地把杨公子在家干的坏事都说了出来。

　　杨士奇很震惊，就找了个机会回老家“考察”儿子。这一考察，令他很满意。杨公子穿了廉价的鞋子和粗布衣裳，离开家门数百里外来迎接老父亲，杨宰相很感动，对自己儿子更加信任了，反而认为老王是眼红自己的官运，别有用心，“大不平之”，并且，让朋友老王在原地踏步了十多年，就是没让他进入权力核心层。

　　纸终归包不住火。杨公子在老家干的坏事被乡民们举报到中央，杨公子被抓捕到京城，“处以重典”。杨宰相后悔已经迟了。

　　《戒庵老人漫笔》卷一记载，洪武九年（1376年）秋八月，朝廷发文：“凡在官者，其族属有丽于法，听其解职归乡里。”规定在职官员若本族亲属中有做违法犯罪者，该官员必须自动辞职回家种田。

　　这对于防止官员亲属倚仗官势违法犯罪，是有裨益的。但这种形同“连坐法”的预防措施，也有很多弊端。当时，即有官员在千里之外，好好为官，且颇有政声，但却因本族人违犯法律，而被解职回家。

　　4.康熙帝不放过纵容“身边人”的人

　　《清史列传》卷一记载，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十二月，顺天府接到一桩旗人四舒、华善等与房山县百姓争夺煤窑的案子。案情不复杂，错在旗人。但是，旗人后面的靠山却很硬实，是当时的康亲王。

　　所以，在顺天府丞王维珍审案的公堂之上，王府办差的人根本就没把顺天府放在眼里，带领一帮人大闹公堂，谩骂王府丞。因为涉及到天潢贵胄，顺天府不敢怠慢，就把这事汇报给了康熙皇帝。

　　康熙指示立即把大闹公堂的几个旗人拘押了起来，并批示：“四舒等挟制官司，横肆诟詈，情殊可恶！再加严审治罪，其主一并察议。”办事大臣另行汇报康熙，这些人是康亲王手下的人，提醒皇帝可否高抬贵手。

　　康熙不吃这套，说：“朕止论事之是非，不论其为何人也。”皇帝的话说到这份上，执法部门立即“特事特办”，按照最高首长的指示开展“严打”，结果把四舒、华善给处决了。王府其他的涉案的办事人员以及管理煤窑的官员都受到相应的处罚，康亲王虽然不知情，也受到罚俸处分。同时，对于不畏豪强、秉公办案的顺天府王府丞，记功一次。

　　康亲王没有管束好“身边人”，使其骄纵违法受到重典严处，自己也受到了处分，他应该会铭记终生。而，康熙皇帝并没有因为康亲王是自己“身边人”而曲情庇护、姑息迁就，实在要比梁武帝强了很多，是个头脑清醒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