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6日上映的电影《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重现了120年前那场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战争。电影中，“致远”舰沉没的原因和管带邓世昌牺牲的情节，与我们早期观看电影《甲午风云》中的这些情节有很大的不同，引起了观众的议论。

　　《甲午大海战》展示的这个故事情节是这样的。1894年9月17日，中日双方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爆发了大海战。“致远”号在炮战中中弹，管带邓世昌毅然驾着烈火之舰决死相拼，直向日本海军的主力“吉野”号冲去，但在敌舰队上百门快速炮的集中轰击下，“致远”号终于爆炸沉没！悲愤交加的邓世昌拒绝了战友的救援，誓与“致远”号同沉，但他的爱犬却死死叼住他的肩头不放，邓世昌仰头长啸，狠狠心抱住爱犬一同沉入波涛。

　　与《甲午风云》影片不同的是，“致远”号是在冲向“吉野”号时被日方鱼雷击沉的，邓世昌是和全舰官兵一起与舰同沉黄海壮烈殉国的。其实，关于“致远”号沉没的原因和邓世昌牺牲的情节，在当年就说法各异。《甲午大海战》和《甲午风云》只是取其中一个说法而已。

　　关于“致远”号沉没的情节，大致有两张种法。第一种是中鱼雷沉没说。据清人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记载，“致远药弹尽，适与倭船吉野值。管带邓世昌……谓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舰，则我军可以集事，遂鼓快车向吉野冲突。吉野即驶避，而致远中其鱼雷，机器锅炉迸裂，船遂左倾，顷刻沉没，世昌死之，船众尽殉。”另有清代佚名《冤海述闻》也记载：“致远在阵中，因一敌船伤停车，深入追击之，为鱼雷所中。”姚锡光曾任驻日领事，甲午中日战争时正在山东巡抚李秉衡衙署任事，经常往来辽、碣、登、莱观察军情，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他以所见所闻，参以中外记载撰成《东方兵事纪略》，记载详赡清晰，远胜一时诸作，向为史家所重视，故“致远”号中鱼雷沉没说被通常认可。

　　然而，今人根据一些史料提出新说——中炮沉没说。廖宗麟在《甲午海战中致远舰沉没真相》一文中认为，致远号是被日舰炮击而沉的。根据是，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盛宣怀档案中保留了参战官兵在1895年3月总结海军利弊的呈文近十件，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等人呈文称：“譬如致（远）、靖（远）两船，请换截堵水门之橡皮，年久破烂，而不能休整，故该船中炮不多时，立即沉没。”海军守备高承锡呈文亦说：“水师战船贵有铁甲，甲厚则船坚，交锋之际经战持久，不易沉没。如大东沟之役，超勇、扬威、致远皆因无甲，故中炮即透入机舱，进水沉没。”

　　同时，史料反映，海战时在定远舰上指挥作战的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在战后第二天向北洋大臣报告海战经过时说：“倭船快，炮亦快且多。对阵时彼或夹攻，或围绕，其失火被沉者，皆由敌炮轰毁。”当时参战的外国军官泰莱在《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说：“为敌炮所沉者三舰，其中有一为忠勇之邓君所统之致远舰。”水师提督英国军官斐物曼特也说：“致远既受重伤，志欲与敌舰同归于尽，……不料日炮毕萃于其舰，独中沉渊之祸，惨哉！“以上均为海战参加者亲见目睹之说，自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了。另有日方资料《日清海战史》记载：“‘致远’忽出阵冲突‘吉野’，于是‘吉野’以纽状火药连弹装入快炮击之，密如雨下，三点三十分遂沉没。”这条资料也是不能不重视的。

　　而说到邓世昌牺牲的情节到底如何，更是人们关心的，世人一直众说纷纭。比较集中的说法，大致有如下三种。

　　第一种说法，是“与舰同沉”。主要以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和蔡永康《中东战纪本末》记载为依据，他们认为在中日海战中，“致远”舰不幸被敌舰围攻，受伤累累，舰体倾斜，炮弹即将用尽，管带邓世昌临危不惧，沉着指挥，号召部下“从公为国”，“置生命于度外”，“有死而已”，下令“鼓快车”，直冲敌人先锋队指挥舰“吉野”号，准备与之相撞，同归于尽。“吉野”号见势不妙，慌忙躲避。“致远”舰在日方快炮的密集进攻下，不幸又中鱼雷，致使舰身破裂，大量进水，“顷刻沉没”。邓世昌与全舰官兵壮烈殉国。此说最为通行，电影《甲午风云》即据此描绘的。

　　第二种说法，是“扼犬同沉”。据《清史稿·邓世昌》、《海军纪实·邓壮杰公事略》记载，当“致远”舰冲向“吉野”时，被“吉野”舰发射的一枚鱼雷击中，致使锅炉迸裂，舰体下沉，邓世昌和250名官兵同时落入滚滚的黄海波涛之中，临难之时，邓世昌感慨地说：“吾志靖敌权，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舰进水后，他还站在水中怒骂敌寇。侍从刘忠把浮水梃向他投去，他拒不接受。此时，恰好有一艘中国鱼雷艇驶来，艇上水手高呼：“邓大人，快上扎杆！”邓世昌并不理会，铿锵有力地表示“阖舰俱尽，义不独生”。他的随身爱犬游到身边，衔住他的胳膊不让他下沉，被他毅然推开。爱犬不忍离去，又衔住他的辫发。邓世昌“望海浩叹，扼犬竟逝”，望着血染的大海，发出长声的叹息，扼住犬首，一起沉入海底。

　　第三种说法，是“义不独生”。直隶总督李鸿章1894年10月5日上皇帝《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和曹和济《律门奉使记闻》以及《番禹县续志》均有记述，说邓世昌坠海之后，侍从刘忠用浮水挺援救，被他拒绝，后又被别舰将士奋力救起。但他目睹全舰荡没、官兵都身葬大海的惨状，悲痛欲绝，义不独生，于是再次投入大海，壮烈牺牲。

　　与第三种说法相似，还有一种民间传说。邓世昌落水后，随身爱犬衔住他的衣服，不让他沉入海中。但他看到全舰官兵壮烈牺牲，誓不一人独存，便抱住爱犬同沉海中。爱犬不忍让主人漂流海上，便奋力把主人拖上了岸。邓世昌苏醒过来后，发现自己躺在海滩上，爱犬依然守在身边，回想起曾经发生的一切，他义不独生，重又投入海中。爱犬见主人重投大海，也随之投海而死。

　　和历史上许多战事一样，一些细节均扑朔迷离，中日甲午海战中邓世昌的殉国经过亦如此。由于当时参战的中日双方在海面上来往厮杀、纠缠混斗、炮烟弥漫，难以辨认。“当猛战时，两军舰旗帜俱毁，各不能辨其孰为敌舰，其略可识认者，仅在船之颜色形模”而已。加之“致远”号的官兵大部分战死，因而对邓世昌牺牲的情形，仅靠旁观者的想像和叙述，未免不无出入，流传至今，说法各异。第一、第三种说法均有当事人记载，特别是第一种说法流传甚广，散见各类着述。第二种说法虽然不见当事人记载，但也有声有色，亦有可信之处。这就有待于史家继续考证了，然而笔者从一些史料分析中感兴趣的有两点。

　　一是北洋舰队并非如以前所了解的装备占优，而是战事开始便占据下风。北洋水师建立之初，舰队在火力和整体吨位上是远超当时的日本海军，号称“亚洲第一”。然而，日本海军制定扩充海军计划，为筹集经费，天皇甚至从后宫经费中拨款给海军。日本海军装备大批新式战舰，使用大口径火炮，并装备了速射炮，开发出了新型的炮弹，在总体吨位上也超过了北洋海军，在海战上有了极大的优势。而清廷则十年不添一舰一炮，大清水师军舰陈旧落后，虽然海军训练程度未见得低，但军械日渐落后。所以海战开始，北洋水师军舰老旧，锅炉破损，舰炮使用穿甲弹，射速慢，威力不足的劣势立显。从文章前面的史料说明，致（远）、靖（远）两船，“年久破烂，而不能休整，故该船中炮不多时，立即沉没。”超勇、扬威、致远“皆因无甲，故中炮即透入机舱，进水沉没。”

　　二是如何看待邓世昌“扼犬自沉”的自杀行为。黄海战争中，北洋水师将领除了“致远”舰邓世昌“扼犬自沉”之外，“镇远”舰护理管带杨用霖“吞枪自杀”，提督丁汝昌、“定远”舰管带刘步蟾、“镇远”舰管带林泰曾等一些海军主要将领，选择了“吞食鸦片”的自杀方式。值得一提的是刘，林，邓，杨这四名优秀的中国第一批现代军官，全部在甲午战争中自杀殉国。尽管当时清廷对他们抚恤极为优厚，光绪皇帝赐予邓世昌“壮节”谥号，许邓入祀京师昭忠祠，追赠太子少保，又亲撰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光绪又拨十万两银，在邓世昌家乡广东番禺修建邓氏宗祠，又派钦差大臣向邓母赐匾，可谓极尽哀荣。但是，这仍然难掩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北海水师军官们错综复杂的心态。就此时代背景，我愿意相信邓世昌“扼犬自沉”的说法。

　　选择自裁的方式作为了断，这是古往今来的军界中颇为流行的一种做法，并非是北洋海军的首创。但笔者对邓世昌在最后关头执意求死的举动，还是持保留意见的。其实，黄海大对决之后，北洋海军虽然损失惨重，丧失五舰，但是舰队的主力舰“定远”和“镇远”战斗力依然强劲。与此同时，日本联合舰队也是损伤严重，实力大减。对北洋海军来说，还可以整合剩下有生力量，修理受伤战舰，等待时机与日本联合舰队决一雌雄的。邓世昌是中国第一批优秀的现代海军军官，自福建马尾船政学堂到北洋水师，其间历练凡二十余年，具备了丰富的航海专业知识及海战实战经验，是中国海军的宝贵人才，即使一次战败，还可以继续为北洋水师服务。

　　其实，邓世昌战败可惜而不可耻，真正可耻的是北洋海军的主要负责人。他们被血战打掉锐气，竟将还保存着大小十几艘完好的战舰拱手交给了日本海军。丁汝昌是在投降书上加盖了提督大印后吞食鸦片自杀的，像他这样的指挥官即使畏罪自杀，也是不能逃脱后世审判的。清廷统治者更应承担历史罪责，由于统治集团主战、主和意见分歧，相互掣肘，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更无统筹全局的战略指导，始寄希望于俄、英等国的“调停”，继则在海陆战端已启的情况下仓促宣战，岂能不败？！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理解邓世昌当时“望海浩叹，扼犬竟逝”的心境了，仰或对战败的自责？仰或对日寇的愤怒？仰或恐惧朝廷惩罚？仰或愧对国家恩厚？仰或对清廷的失望？这样，还不如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