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郑毓秀和张竹君

　　女权运动的成败，有一些明确的参考系数，其中，入职和参政至为关键。在这两个方面，民国女性遭遇了不少困难和挫折，但她们披荆斩棘，表现相当出色。

　　民国初期，从事高端职业的女性屈指可数，女律师之稀罕犹如凤毛麟角。1915年，北洋政府司法部颁布章程，明确规定开业律师应为“中华民国之满二十岁以上之男子”，女人根本没在考虑之列。对于这种毫不隐讳的性别歧视，世人恬不为怪。

　　世间有“螃蟹”，就必定有吃“螃蟹”的人。中华民国第一位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女律师，第一位省级女政务官，第一位地方法院女院长与审检两厅女厅长，竟是同一位传奇人物，她就是郑毓秀。

　　郑毓秀出生于广东新安县西乡屋下村（今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乐群村）的官宦家庭。祖父郑姚绰号为“界木姚”，这位郑氏王国的缔造者是当地有名有数的细木匠，中年后靠做粮食、木材生意发迹，挣下偌大一份家业，他建造的绮云书室规模宏伟，至今犹存。他兴办本乡本土的教育、慈善事业，可谓不遗余力，清廷褒赏他的善行，慈禧太后给他颁赐了一块“乐善好施”的金字牌匾。郑毓秀的父亲郑文治是朝廷命官，母亲是大家闺秀。她在富贵乡里长大，居然表现出十足的叛逆性格，五六岁时就不肯裹脚就范，顽强地保住了自己的天足。少女时期，她自作主张，写信给未婚夫（两广总督的儿子），解除婚约，引爆当地舆论。1905年，郑毓秀就读天津崇实女塾，接受西式教育的熏陶。1907年，郑毓秀与姐姐郑书案留学日本，翌年，经廖仲恺介绍，年仅十七岁的郑毓秀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敢死队”成员，积极从事刺杀行动。

　　1909年，汪精卫、黄复生意欲刺杀清廷摄政王载沣，郑毓秀为之传递炸弹。辛亥革命期间，郑毓秀愈益活跃，为革命党人偷运军火，暗送情报，积极参与了刺杀宗社党首领良弼的行动。值得一提的是，刺杀良弼的烈士彭家珍当时正与郑毓秀的姐姐郑书案处在热恋之中，他自知生还无望，仍然诀别爱侣，英勇赴义。郑毓秀的秘密身份暴露后，被迫出国避祸。这样也好，她认识到革命单靠流血拼命还远远不够，革命党人应该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才行，于是她考入法兰西索邦大学（巴黎大学前身）法学院，经过将近十年的刻苦攻读，终于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首位法学女博士。

　　在留学期间，郑毓秀仍旧萦心国事，系念同胞。1919年初，巴黎和会举世瞩目，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与会，却等同战败国，蒙受羞辱，原本被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竟然再度易主，被划归到日本名下。消息传回国内，引发北京五四大游行。在巴黎，郑毓秀激于义愤，单独前往中国代表团住地，拜会团长陆征祥。她心生一计，从花园里折断一根粗壮的玫瑰枝，藏入衣袖。见面时，她出其不意，用它顶住陆征祥的后背，声色俱厉地告诉他：“你要去签字，我这支枪可不会放过你！”陆征祥明知是诈，也乐得就坡下驴，省得去凡尔赛宫签字用印，中国政府因此保留了收回山东失地的权利。此后，郑毓秀将那根魔杖一般的玫瑰枝带回祖国，展示于客厅中，视之为镇宅之宝。

　　女强人喜欢走姐弟恋的路线，喜欢晚婚，张默君如此，郑毓秀也不遑多让。其夫魏道明同样毕业于巴黎大学法学院，比她年轻将近十岁。在法国时，两人交往密切，日久生情。回国后，他们共同创业，在上海开办律师事务所。魏道明绝非等闲之辈，他的履历清楚地显示了他的才能：1930年，他做过南京特别市市长；1942年，他接替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1947年，他做过国民党台湾省政府首任主席。

　　郑毓秀取得法国律师执照后，立刻闯入男性特权区，她现身在法租界的法庭上，接手办理重案要案，因此名声大噪。她代理过孟小冬和梅兰芳的离婚案件，为孟小冬争得四万元分手费，当时的报纸称赞她“有办法”。她还接手别人不敢碰触的政治案。1926年，民主人士杨杏佛被捕，郑毓秀担任他的辩护律师，她巧妙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向法庭频频施压，最终使杨杏佛无罪获释。

　　从1927年开始，郑毓秀历任上海审判厅厅长、江苏地方检察厅厅长、上海临时法院院长、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会委员、建设委员会委员和《民法》起草委员会五位委员中唯一的女性委员，成为法界和政界炙手可热的大红人。值得称道的是，郑毓秀在《民法》中引入了“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规定未婚、已婚女子，与男子同享平等的继承权；承认夫妻彼此有继承遗产的权利；未婚成年女子有权签订或废止婚姻契约；已婚妇女有权保留自己的姓氏，不冠夫姓。这些条目在今人看来，不算稀奇，当年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和价值。郑毓秀还出版了法学着作《国际联盟概况》和《中国比较宪法论》，弥补了当时中国法学出版物的两个空白。

　　1948年后，郑毓秀与丈夫魏道明双双退出政界，移居美洲，在巴西经商，未能取得成功。她壮心未已，客厅中仍旧展示着那根令她终身自豪的法国玫瑰枝，但疾病缠身，归国路断，毕生功业已成逝水云烟。

　　二十世纪初，中国女子留学海外，有识之士兴办女学，都已成为事实，因此妇女职业发展获得了更多更好的契机。1896年，留美女生康爱德、石美玉学成归国，被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创办的中国女学堂聘为西文教习。其后，康爱德和石美玉分别在江西南昌和九江两地创办医院，医院中聘用欧美女医生和本国女看护，从而使中国妇女在择业方面由洼地走向高丘。

　　张竹君（1876—1964） 既是女权先驱者，又是着名的女医师。她出生于广东番禺，父亲是三品京官，家境富有，不虞匮乏。马君武撰《女士张竹君传》，述其本源：“竹君生数岁而患脑筋病，并身觉麻木不仁，其家则送之于其城之博济医院，嘱美利坚医士嘉约翰医之，渐愈。时竹君虽幼稚，已能觉西医之精妙，绝胜中国疲癃老腐之所谓医生者，乃发愿留博济医院学医，既十三年，而尽通西国内外科之学，得执照焉。”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女医士张竹君》则称这家医院为“柔济医院附设之夏葛女医学堂”，不知他俩的说法哪个更准确。

　　1901年，张竹君与好友徐佩萱（后改名宗汉，黄兴夫人）合伙，在西关荔枝湾创办褆福医院，继而在河南柳波桥侧创办南福医院，乐为贫民治病，她出任院长，独着广东女子掌理医院之先鞭。冯自由以生花妙笔形容张竹君意态轩昂，“恒西装革履，乘四人肩扛之西式藤制肩舆，前呼后拥，意态凛然，路人为之侧目”。

　　张竹君志不在小，她不仅创办医院，还“隐然执新学界之牛耳”，创办育贤女学，为全粤女学之先声。她将《岭海报》作为自己的宣传机关，与胡汉民、谢英伯结盟，周旋于革命党和保皇党之间，游刃有余。她建造福音堂，举行周末演讲会，宣传基督教福音，批评时政，鼓吹维新学说，标榜女权，被誉为“妇女界之梁启超”，城中报界及新闻界进步人士皆为之倾倒。“每讲学时，未尝不痛惜抚膺，指论时事，慷慨国艰也”。其女权思想的要点是“女人不可徒待男子让权，须自争之”，要争权就先须“求学”，弃“中国旧日诗词小技之学”，而勉力研究“今日泰西所发明极新之学”。她还特别强调女性要“合群”，落单则易陷险境。

　　张竹君张扬个性，男人踞坐四抬敞篷椅轿，她也踞坐，还在轿上看洋书，不怕别人骂她为“招摇过市的男人婆”。她曾对好友陆丹林说：“我是基督徒，基督都能从容上十字架，我必步着他的后尘，替女同胞尽力，和恶势力斗争，至死不变。”

　　武昌起义是一个擦枪走火的偶然事件，却是一群特殊人物必然现身的中心舞台。黄兴要去武汉密晤黎元洪，主持军事，途中如何避开各路奸细的耳目？掩护工作便由张竹君负责，她将黄兴化装为医生的助手，与她所领导的上海红十字救伤队同乘江轮。事隔多年，这位民国功臣仍笑称“黄克强曾经当过我的助手”，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在上海疫病流行期间，张竹君以自己的影响力募款集资，开设时疫医院，出诊施药，救治了不少病人。1919年，山东饥荒，她奔赴灾区力行赈济。淞沪战争爆发后，虽然她年事已高，仍然亲临医院，救死扶伤。上海沦陷后，张竹君任教于人和高级助产学校，偶尔还会出诊治病。

　　女强人总是情途多艰，婚姻难圆，张竹君事业心重，年至不惑，仍然云英未嫁。她对“终身大事”的解释是：“现在还没找到适合的对象，如果找到了，我会随时宣布结婚的。”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所记，张竹君有过两段浪漫史：“竹君往还诸绅富中，有卢宾岐者，其子少岐，少有大志，与竹君相谈时事，过从甚密，因有定婚之议。少岐久拟东渡求学，厄于家庭不果，赖竹君慨然假以旅费二百元，乃得成行，少岐去后半载，竹君与卢府中人发生嫌隙，遂与少岐日渐疏远，婚约无形解散。同时，有马君武者，桂林人，而康氏万木草堂弟子也，能文章，美词藻，从广西至粤攻读法文，闻竹君在教会演讲福音，语涉时政，异常崇拜。自是福音堂布教，恒有马之足迹，渐露爱恋之意。卢少岐遇之，辄视为情敌。一日，马忽在张之客室取去张之诗扇一柄，张四觅无着，旋得马之法文求婚书，情词恳切，张不能从，乃以素持独身主义一语拒之。未几，马亦赴日本求学，尝作《竹君传》，登诸横滨《新民丛报》，附以七绝诗一首，誉扬备至，有‘女权波浪兼天涌，独立神州树一军’之句。此辛丑、壬寅间（1901年至1902年）事也。时胡汉民尚在广州，备知其详，尝语人谓：此一幕剧为‘驴马争獐’。”胡汉民如此谑虐，对张竹君实有不敬。

　　张竹君也遇到过大麻烦，由于笞责学生伍庙藩、黄素波，引发学潮，经绅商界多方调解才告平息。她便舍弃两所医院，迁居上海，尊犹太富商哈同的夫人罗迦陵、外交家伍廷芳的夫人何妙龄为谊母，尊富商李平书为谊父，倡建医院数所，较之在广州时风头更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