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徐自华排除重重阻力，向民国政府呼吁，为秋瑾营建墓、亭于西泠。1913年，徐自华前往上海，接办纪念秋瑾的竞雄女校，在经费奇绌的情况下，四处筹措资金，惨淡经营，将小学扩充为师范和中学，初具规模。1928年，徐自华将竞雄女校交由秋瑾之女王灿芝主持。此前，她已将秋瑾的翡翠手镯交给王灿芝收藏，为此撰写《还钏记》一文，道明缘由和心迹。秋侠的遗物均留置在竞雄女校的展览室中，使晚辈睹物思人，不忘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革命和尚”苏曼殊有幸埋骨于西湖孤山，这块离秋瑾墓不远的风水宝地就是由徐自华出资购赠的。大才子泉下有知，定当感激涕零。

　　徐自华青年寡居，晚岁多病，在杭州主持秋社，备尝辛劳，秋祠得以保存，她居功至伟。如此情深义重，举世能有几人？

　　柳亚子夸赞徐自华“娥眉绝世”，称道她的词可与李清照的词相媲美。文学的虚誉尚在其次，徐自华的高风大义才是人间奇珍。

　　秋瑾、吴芝瑛、徐自华姐妹能够成为知交和至交，并不是偶然的，她们都具有相当出众的文学才华，而且明大义，识大体，在巾帼队伍中矫矫不群，就算是与须眉队列中的英雄好汉相比，她们也毫不逊色。

　　二、吕碧城和沈佩贞

　　民国时期，女权运动波澜壮阔，论列其先驱者，绝对绕不开吕碧城和沈佩贞二人。尽管她们的表现大相径庭，但虎头蛇尾倒是其相同之处。

　　吕碧城（1883—1943），号圣因，安徽旌德人，出生于书香门第，是清朝翰林吕佩芬的族侄女，她与三位姐姐（吕惠如、吕美荪、吕坤秀）均为美女和才女，也都与教育事业缔结过良缘。

　　早年，吕碧城即具有新思想，见识超卓，不肯拘守于闺闼之中。她只身北上，羁旅津门，无奈一无所遇，闷极无聊，于是撰成一文，投寄《大公报》，主笔英敛之赞赏有加，初晤之后，更惊为天人。嗣后，英敛之将吕碧城介绍给京津两地的硕学鸿儒，其中就有名动天下的大翻译家严复，还有学部大臣严修。严复器重吕碧城，留居家中，教她逻辑学。吕碧城受到多方激赏，文思更富，胆气更强，遂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鼓吹女子解放和宣传女子教育的文章，如《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等，她的《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中有这样的话：“欲使平等自由，得与男子同趋于文明教化之途，同习有用之学，同具强毅之气。”这些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诗人樊樊山写信给吕碧城，称赞她为“天马行空”的“巾帼英雄”，“以一弱女子，自立于社会，手散万金而不措意，笔扫千人而不自矜”。

　　1904年5月，秋瑾专程赴天津寻访吕碧城，两人一见如故，此后交往密切，秋瑾曾劝导吕碧城加入革命党，后者回信婉拒。

　　1904年9月，北洋女子公学成立，清廷学部大臣严修推荐吕碧城出任总教习，傅增湘为监督（校长）。两年后，北洋女子公学易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吕碧城升任监督，年仅二十三岁，她是中国女性担任此类教职最早的数人之一。

　　1907年春，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在上海创刊，发刊词即出自吕碧城的手笔。这年7月15日，秋瑾在绍兴遇害，吕碧城用英文撰成《革命女侠秋瑾》一文，刊登于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立刻引起国际反响，也引起清廷鹰犬的注意，直隶总督袁世凯就一度动过逮捕吕碧城的念头。最为吊诡的是，后来袁世凯做了民国大总统，竟又聘用吕碧城为总统府顾问，将近四年，还称赞她为“女子模范”。当时的北京，官家闺秀，喜尚奢荡，内务总长朱启钤的三小姐是女首领，她们“冶服香车，招摇过市”。濮伯欣作打油诗嘲讽道：“欲将东亚变西欧，到处闻人说自由。一辆汽车灯市口，朱三小姐出风头。”吕碧城别张才女之帜，学问门第皆高，出任总统府咨议，手下有不少女徒党，她显然不是哪位女强人能够罗致的“副车”。据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所记，洪宪帝制议起时，北方女子活动者可分为三派：第一派是“高尚派”，吕碧城是首领；第二派是“运动派”，以女子请愿会的成员为主，首领是安静生；第三派的名目不太好听，叫“流浪派”，以沈佩贞为首领。吕碧城见机早，抽身快，她一旦察觉袁氏意欲称帝加冕，即飘然离去。嗣后，吕碧城漫游欧美，撰成两部游记《鸿雪因缘》和《欧美漫游录》。她的文学才华和语言天赋极高，被誉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词人”，在南社中，她是女才子中的佼佼者，其诗词颇受国内名流的推许。

　　掌故大王郑逸梅在《南社丛谈》中介绍吕碧城，有这样一段话：“碧城放诞风流，有比诸《红楼梦》的史湘云，沾溉西方习俗，擅舞蹈，于乐声琤瑽中，翩翩作交际舞，开海上摩登风气之先。”她特别喜欢小动物，因为爱犬的缘故，两次与人打官司。吕碧城早年有过感情创伤（遭男方退婚），因此抱定独身主义，视婚嫁为畏途。她曾说：“生平可称心的男子不多，梁启超早有家室，汪精卫太年轻，汪荣宝人不错，也已结婚，张謇曾给我介绍过诸宗元，诗写得不坏，但年届不惑，须眉皆白，也太不般配。”中年之后，她就望峰息心了。吕碧城不仅长袖善舞，而且多金善贾，积下大笔资财，生计无忧。晚年她在英伦结下佛缘，毅然断荤，厌恶世间的残暴欺诈，祈祷众生早日脱出愚昧和野蛮的境地。吕碧城于1943年初去世，遗嘱是：“遗体火化，把骨灰和入面粉为小丸，抛入海中，供鱼吞食。”她至死仍然洒脱。

　　“棋罢忘言谁胜负，梦余无迹认悲欢”，这是吕碧城律诗《琼楼》中的颔联，总结人生，相当到位。

　　鲁迅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提到过沈佩贞：“辛亥革命后，为了参政权，有名的沈佩贞女士曾经一脚踢倒过议院门口的守卫。不过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们男人去踢罢，他一定会还踢你几脚。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鲁迅的怀疑精神时时警醒，也让读者不敢大意。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沈佩贞确实胆色出众，勇力非凡，所言所行惊世骇俗，是个逢魔斩魔、遇佛杀佛的大怪胎。她早年留学日本，成为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她加入杭州女子敢死队，嗣后又组织女子尚武会，巾帼不让须眉。她成为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锋人物，完全符合情势与逻辑。

　　民国初年，沈佩贞的名头十分响亮，她代表了追求权势的另类女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她有姿色，有心计，更有一般女子所没有的胆魄，因此她能把民国政坛的那些“大头鱼”一网打尽。

　　武昌首义后，湖北大都督黎元洪即成为这位皖籍时尚女郎的入幕之宾，事后，黎氏致送一万元“酬金”（也有说是封口费的），算是彼此两清。然而黎元洪的宠妾黎本危侦知奸情，大泼其醋，闹得黎元洪里外不是人。

　　沈佩贞的囊橐中有了充足的银两，打马进京，就比寻常北漂女子更有底气。她早就瞄上了北洋政府的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可是由于府院争权，唐绍仪与袁世凯失和，负气出走，沈佩贞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但她并不气馁。当时，中国最有权力的男人莫过于袁世凯，沈佩贞深知袁氏本性，好色且好淫，家中除了正室于氏，还有九房姨太太。这种男人的弱点一目了然，她要拿下他不会是什么天大的难事。具体操作时，工夫仍要先从外围做起，仅仅三招两式，她就使步军统领江朝宗和武卫军司令段芝贵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认前者为义父，认后者为义叔，有了双保险，再与袁世凯攀上瓜葛，就顺理成章了。嗣后，沈佩贞如愿以偿，江朝宗为她设总办事处，名为赞助帝制，实则是私人会所，段芝贵等政府要员下班后，就到沈佩贞的总办事处来饮宴和“办事”，那些地方官员来京城攀高枝谋位置，就径直到沈佩贞的总办事处走门路，说是车马塞途，门庭若市，半点不夸张。沈佩贞施施然往来于总统府，金吾不禁，她的名片上标明“大总统门生沈佩贞”，旁书“原籍黄陂，寄籍香山，现籍项城”，唯恐别人不知她与黎元洪、孙中山、袁世凯的热络关系。有了“总统府顾问”这块金字招牌，沈佩贞筹钱方便，行事利落，她借总办事处为机关，纠集一群“女志士”，结纳政府要员，与权贵日夜周旋，为帝制摇旗呐喊，上演劝进的丑剧，声势之煊赫，令外界为之侧目。由于种种出格出位的表演，沈佩贞成为京城大红人。

　　沈佩贞败就败在她的嚣张气焰上。《神州日报》指名道姓揭露沈佩贞与步军统领江朝宗等人的阴私，在京城醒春居酒楼“划拳喝酒嗅足”的那幕活剧，丑态更是被刻画得栩栩如真，令人掩鼻耻笑。沈佩贞恼羞成怒，她请江朝宗派出九门提督府的卫兵护驾，然后率领刘四奶奶、蒋三小姐等二十多名“女志士”，去南横街汪彭年的私宅大耍雌威，不仅捣毁了汪府的家具、字画和古董，而且打伤了在汪府客居的众议员郭同。这个乱子沈佩贞闹大了，郭同不肯善罢干休，将她告到首都地方审判厅。媒体虎视眈眈，《上海时报》刊出濮一乘的竹枝词，极尽调侃之能事：“最是顽皮汪寿臣，醒春嗅脚记来真。何人敢打神州报？总统门生沈佩贞。”事已至此，沈佩贞的靠山都不敢露面左袒，来为她出头了。嗣后，袁世凯颁下《禁止官家妇女淫荡令》，他对“都下女风”也有些看不过眼了，严令内务总长朱启钤管束好自家的三小姐。沈佩贞罔顾大体，任性胡为，给他添堵添乱，不可不稍施惩诫，以息公愤。于是，郭同胜诉，沈佩贞被判拘役半年，她当庭大哭道：“他人叫我打神州报，我却受罪。”足证其幕后另有推手。这桩刑案走的当然只是过场，沈佩贞很快就被江朝宗保释出狱。从此以后，冰山失靠，气焰渐熄，“洪宪女臣”沈佩贞威风不再。

　　从参加革命、争取女权到赞成帝制，与群魔共舞，沈佩贞走的竟是一条从进步到反动的下行通道。她过于偏激，过于强悍，过于嚣张，追求女权，只不过为了威福自享，以至于模糊奋斗目标，丧失道德底线。理想是可以逐步变形的，她做了多年的“话题女王”，最终一事无成，反而给女权运动抹了黑，丢了脸，相比唐群英的淡薄势利，热心教育，其境界相差岂止以道里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