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谢是东晋最有名的望族，而王羲之与谢安又是这两族中非常突出的人物。

　　王羲之（303—361）以书法传名千古，其《兰亭集序》是所谓的“天下第一行书”，其实王羲之也有很高的政治才华，《资治通鉴》中就记述了他的几次疏奏或书信，这些文字让我们后世的读者还是能体会到王羲之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洞悉并能相应地提出自己合理的建议。

　　谢安（320—385）更是东晋最有名的宰相之一，东山再起后启用一帮年轻人，并训练成让北方那些马上夺天下的少数民族也胆寒的北府兵，然后以八万人取得了对前秦苻坚八十万人的淝水大捷；又有勇有谋地挫败了桓温的篡夺东晋政权的阴谋，从而稳定了东晋政权。

　　但他们在培养子弟时还是有不少问题的。

　　当时东晋依然实行士族门阀制度，那些大家子弟充分享受着制度的惠利，从而不必担心自己的仕途，只要达到一定的年龄就会自然地获得官俸。因此这两大家族教育子弟的方式就迥别于一般的寒门子弟了，他们在长辈的训导下也能勤奋读书，亦会吟诗作赋，但他们这种读书习文更多的是为了适应当时那些士族名士们的时尚生活。

　　王羲之除了要求儿子们读书习字之外，还不断地带着他们去参加名士们的各种饮宴雅事，《兰亭集序》中“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中的“少”就是王凝之、王徽之等，让他们在流觞曲水中去陶冶自己的名士风度。他的儿女们书法都傲立当时，王献之在练完了院中18缸水之后便在书法上能和父亲并驾齐驱；而王徽之也才华横溢，其名士风度更是让人津津乐道，有次王徽之夜读左思《招隐》时，忽然想起朋友戴安道，于是便踏雪夜访，但“至其门而不入”，人问其原因，他依然很得意地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反，何必见戴？”

　　谢安在东山再起前就主动承担着教育谢氏子弟的重任。有次家庭聚会，正逢鹅毛大雪从空飘逸而落，谢安口言“大雪纷纷何所似？”侄子谢朗脱口而出“撒盐空中差可拟”，侄女谢道韫却婉婉而出“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赞其侄女“雅人深致”，而此精妙比喻更是为后世一代又一代文人所称许。

　　这些事实还是被当作文人雅事而为后人所乐道，更为后人所羡慕。当然他们也培养了非常出色的书法家、文学家与政治家；但王、谢二人这种教育方式就出现了不少让人觉得遗憾的地方，他们的子侄们有的不能很好地履行为官的职责，甚至身死家灭。

　　399年冬十月，孙恩率军攻击会稽郡，时任会稽内史的王凝之（王羲之的次子）未能听从部属的建议主动出兵和做好守御准备，却在室中向神灵跪叩祷告，并妄言不惭地说：“我已上请天神，借鬼兵把守各个关隘渡口，不必担忧这些蟊贼。”从而失去了出击或防御的机会，等孙恩攻陷会稽，“凝之出走，（孙）恩执而杀之”。

　　400年夏五月，谢琰（谢安的次子）凭借其在淝水大战中建立赫赫功勋的资望，而被派往会稽镇守，但是他也没有听从诸将的建议，既不能绥怀那些被胁迫的百姓，也不能积极防守，并大言不惭地说：“苻坚百万之众尚且在淝水送死，孙恩小贼又能奈我何！他若不来是他的造化，如果他敢到此，此处就是他的葬身之地。”后来，孙恩率军还是到了会稽，谢琰尚未吃饭，却豪言“先灭此贼再回来吃饭！”结果，跨马出战，兵败中被自己的都督张猛杀害。

　　与孙恩之战，王凝之与谢琰的相继被杀，确实反映出他们的父辈对他们的教育出现了严重问题。他们当然不担心仕途，但既然为官一方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他们所学的仅是名士风度，而忽略了一种悲天悯人情怀的培育，也没有让他们有意识地训养一份经天纬地的实际才干。清代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中曾有很准确的评价：“王凝之清族雅士，分符治郡，以此戕身而误国，不亦愚乎！凝之之奉妖也，曰其世奉也，则王羲之不能辞其咎矣。”王夫之的意思非常明显，王凝之信奉天师道而不懂为政治兵之道，王羲之是难逃其咎的。

　　为官一方应具备一种悲悯仁爱之心，应关注百姓之疾苦而采取适当措施惠及民生；身逢战乱更应甄辨民与匪，更应绥怀黎民，而谢琰率军到了会稽不能“绥怀”，所谓“绥怀”就是要采取实际措施安抚万民。相反的是站在百姓们面前的是一个牛气哄哄的谢琰，其最终被部属杀害也是自然的一件事。王凝之主政会稽的时候，眼中也少有百姓。为官一方也应具备干练的管理才干，应懂得民众之所需；但看来这二位也缺乏这方面的才干。也正如王夫之所说的“王凝之、谢琰以庸劣当巨寇，若鸿毛之试于烈焰。”庸劣即是才能拙劣平庸。

　　可以说，王凝之与谢琰的失败被杀是这两大家族家庭教育的一大败笔。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毕竟那个时代的士族们几乎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