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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的江南也出现了城镇化

时间:2014-01-13 06:57 来源: 作者:赵志浩 点击:
南宋的江南地区,主要是指江南东、西路和两浙东、西路,大约相当于今天的苏、皖南部、浙江

  南宋的江南地区,主要是指江南东、西路和两浙东、西路,大约相当于今天的苏、皖南部、浙江省、江西省和上海市,这些地区在当时经济发达,带动周边郊区和农村卷入城镇化的进程之中,促进市镇和草市的发展,在总量和发展水平上都有明显提到。


  南宋时期的江南,为何会出现城镇化现象呢?其一,北宋建立之后,实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政策,国有土地只占了很少一部分,土地可以自由经营和使用,到了南宋,国家更是较少参与或干预经济运行,民生和民营经济获得发展。国家只对工商业征税,对农民的农业手工业副产品地摊交易一律不征税,激发了社会活力;其二,统治者重视理财,使商业、商贸和钱庄业获得发展,并出现各种厂矿和加工厂,第二三产业获得发展。不抑商政策使大量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投入商业手工业中,激活了民间经济;其三,南宋在南方的开拓与经营,奠定了南方的富裕,特别是大量北方、中原人民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力,促使南方繁荣起来,促进了江南市镇周边地区和农村城镇化的发展。


  南宋江南地区的市镇,除规模较小的部分草市外,其社会形态已日益呈现出城市化的特征,是城市向外扩张并开始深入乡村地带的一种表现,一些规模较大的市镇,已初步发展成为与传统州县城市不同的新兴经济都市,推动了江南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大致来看,南宋城镇化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城镇数量增多,相比于北宋,南宋江南城镇数量增多,第二,市场化水平提高,江南市镇除了乡村草市之外,工商业都比较发达,市场化程度较高。


  城镇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以及城镇之间的相互人口流动,其中也有城镇居民向农村的流动。很多农民弃本逐末,弃农经商,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离开农村,流入城镇谋求更好的生活。商人是向城镇流动中最活跃的群体,这个群体活动范围较广,来往于乡村和城镇之间,散布于城镇的各个角落。无业游民、僧道、娼妓、乞丐等也是人口流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随着南宋城镇化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一些人沉淀下来,成为城镇人口,一些人成为流动人口,一些人变得越来越贫困,贫富差距拉大。


  居民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城镇人员日益复杂、流动性增强,货币关系发展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主要形式之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血缘关系、地缘关系转变为业缘关系,以职业、兴趣爱好结合为新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商业关系使一大部分人在情感、生活习俗、习惯等方面形成诸多相似性,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原先的生活圈子,加入到新的社会圈之中,因此固有的宗法宗族制受到冲击,新的社会组织日益取代旧的群体组织。


  江南城镇化过程中,原先农村的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比如在教育方面,不少江南市镇设有官办学校和民办书院、小学、蒙学等;农村人口逐步加入市镇,摆脱农业生产,成为市镇居民,带动了农村生活方式、社会经济结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等方面的转变,打破了以往封闭、单一的生活方式,商业娱乐性场所增多;城镇化发展还推动社会观念的变化,重商逐利之风引发了农村伦理道德、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等方面的变化,文化生活开始世俗化,消遣、娱乐的世俗文化开始兴起,生活方式开始多样化,饮食、宴游、夜生活丰富多样。


  南宋江南城镇化培育了农村市场体系,将分散的商品交易整合起来,与城市市场相结合,城乡之间、区域市场之间的联系加强,农村的经济活动也越来越与市场发生联系,从而形成了生产活动的商品化以及消费活动的市场化趋势,预示着传统自然经济向市场化的商品经济转变,但是南宋江南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固有乡村生活的整体平衡被打破,社会结构失去原先的平衡与相对稳定性,造成社会结构失衡,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以往的宗族家族管理秩序被瓦解,人口流动造成新的管理问题,比如像社会治安问题日益严重,一些诈骗者行骗街头,由于市场规范欠缺,一些贩卖货物以假充真,骗取钱财,造成社会秩序不稳;另一社会问题就是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上下易位较快,社会流动频繁,造成人心不稳,由于传统价值观遭到冲击,出现一些仇富心态、报复心态等等社会问题;还有就是像火灾之类的问题也时有发生。


  城市化是西方现代化的产物,即通过人口、资源、人才、市场、企业等向城市集中,产生聚集效应,从而推动经济的高效率运转,城市化的扩张是通过城市向周边延伸,吞并周围市镇展开的,也就是城市吃掉了乡村,把乡村变成城市的过程。西方近代社会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由最初的自然扩张发展到政府推动,最后到政府引导规范等几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因素”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因素,西方的所谓市场经济和市场化都不是简单的自然自发的过程,而是在国家主导、引导和推动下进行的,所以“国家”在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中并非可有可无的因素。


  传统中国的“城镇化”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城市化,传统中国的城镇化除了一些大的镇之外,多数虚市、草市都是自发形成的,是农民为满足家庭自足而进行的农业手工业品交换,所以无法形成规模,并且十分散乱无序,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就会自动萧条,乃至自动取消,形不成对农村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一些以政治中心形成的大镇,也会对周边的市镇和农村生活形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不足以改变整个广大农村的分散自足状态。


  现在我们推进的城镇化建设,不属于西方近代社会以来的城市化,即不能像西方社会那样,把广大农民驱赶到城市,造成城市规模过大,并形成一系列的人口、资源、环境等诸多社会问题,但也不属于传统社会自然自发状态、自生自灭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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