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以后，中国社会萌发了崇商趋势，尤其在江南地区，出现了追求奢侈享乐的风尚。一大批暴发户挥金如土，生活奢侈铺张成为普遍的现象。清人金安清在《水窗春呓》（下卷）（上卷为欧阳兆熊撰）中记录了两则江浙豪户赛富比奢的故事。其中一则讲的是江苏富豪与浙江富豪斗富的故事。

　　乾隆年间，江浙一带富户特别多，拥有财产达几万以及一二十万的家庭多得数不胜数，而且还有不被人所知道的家庭，只有那些拥有上百万财产的富户才被人们传说宣扬。江苏无锡太湖的洞庭山一带，富户尤其多，其中姓席的这家是首富。作者家乡浙江禾兴县王江泾一带，有家姓陶的富豪能与席家相提并论，这两姓家庭相互通婚，又在来往中暗地里较强斗富。

　　一天，陶某到席家走亲戚，从水路到洞庭山时已经是晚上。从船靠岸的地方一直到席府，大约有两里路，道路两旁都建有灯棚，通宵达旦点着灯，这样夜间走路就不需要打灯笼、举火把了。到席府后，便奏乐开席，宴会宾客，连续欢宴了好几天。此中既有热情，更有炫富，精明过人的陶某心里明白得很。席某问陶某：“我这住的地方还有没有未尽善尽美的地方呢？”陶某说：“没有别的不完美的了，只是大厅的地砖长宽好几尺，太大了，有些类似宫廷里的建筑。书房窗外的池塘里缺少些荷花菱角点缀。”席某沉默不语。两个多时辰以后，席某又邀请陶某走过池塘边的亭阁时，池内已是满目盛开的荷花了。席某送客人出来，经过大厅，厅内的地砖都已全部换成了一尺见方的了。陶某大为惊服。

　　但是，陶某也在苏州干了件露脸的事儿。陶某有一次到苏州看绝秀班的戏，演戏的人讨厌他那乡巴佬的样子，开玩笑地说：“你如此爱看戏，为什么不包个戏班子在家中演呢？只是你每天供给的饭菜中，都要有凤鱼、火腿才行，否则演员是下不了筷子的。”当时在社会上定一个戏班子，每天需要二百两银子。陶某回家后，立即派人到苏州包下了绝秀戏班，定下了一百本戏目。然后，他把戏班子关在大厅里让他们自己演，并没有人看戏。每天供应两餐饭，除了凤鱼、火腿以外，没有别的菜肴。十天以后，众演员十分窘迫，于是向陶某谢罪，这才罢休。

　　有关清代时期江浙一带“土豪”们斗富的故事，在清代笔记野史中还有不少记载。钱泳的《履园丛话》记载，康熙初年，苏州有个富商朱鸣虞“富甲三吴”。他的邻居姓赵，是吴三桂的心腹侍卫，有钱又有势。相邻而居的这两个“土豪”，就像两只公鸡，一有机会就PK。凡是朱家请过的戏班子，赵侍卫“必罗致之”，朱家给戏班多少银子，赵家一定超过。有一年元宵节，朱家为了显示实力，在自家门前挂了几十盏豪华精美的珠灯，把门口照得富丽堂皇，令隔壁赵侍卫家的灯显得暗淡无华，赵侍卫“愧无以匹”，恼羞成怒，叫家人把朱家的豪华灯饰统统打碎。朱鸣虞不敢和赵侍卫硬碰，便花重金结识了住在苏州城的吴三桂女婿，这才借力赶走了赵侍卫。

　　“土豪”们这样斗富炫富的例子，在清朝不是个案，而是常常有之，尤其是以江南较多。本文仅举江浙“土豪”“吃”的豪奢例子吧。长江鲥鱼是一种非常名贵的鱼类，与河豚、刀鱼并称为长江“三宝”，而鲥鱼更有“鱼中之王”的美誉。此鱼产量极少，出水即死，运输极难，是江南等地的名贵食品。据清人记载：“鲥鱼初出时，率千钱一尾，非达官巨贾，不得沾着。”另有清人记载，杭州等地鲥鱼上市时，豪门贵族争相饷遗，作为一种贵重礼品，其价甚贵，不是一般百姓吃得起的。一般宴席中，鱼类按例放在后面，但鲥鱼不同，大宴时往往先上，以提升宴席的品位。繁华都市，上层社会“一碗费中人一日之食”，视为常见情况。更有甚者，豪饮至数昼夜。其所食之物，堪称“食不厌精”。《水窗春呓》（下卷）记载：当时菜肴的讲究日渐繁复，“宴客肴数，（从前）至多者二十四碟，八大八小，燕菜烧烤而已。甲午以后有所谓拼盘者，每碟至冷荤四种，四碟即十六种矣。而八大八小亦错综迭出……与乾嘉以前迥别也。”清人钱泳《履园丛话》亦记载：“时际升平，四方安乐，故士大夫俱尚豪华，而尤喜狭邪之游。在辽宁则秦淮河上，在苏州则虎丘山塘，在扬州则天宁门外之平山堂，画船萧鼓，殆无虚日。”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也记载：“年来宦游江南，每岁首赴苏贺正，僚友邀饮，一日之间或至三四五处，皆穷极水陆。然闻招则蹙额，举着则攒眉，岂今昔口服有不同哉？盖缘过饱之故耳。”你看，土豪士绅们赴宴时都愁眉苦脸，不知道吃什么才好，都是因为吃的太饱太好了。

　　清代江浙一带奢侈之风，扮演先导人物的主要是商贾，其次是缙绅大夫。商人俨然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阶层，这些“土豪”拥有巨资，“藏镪有至百万者”，“非数十万不能称富”。在“土豪”引领下，城市成为社会时尚的策源地，并迅速刮起奢侈浪费之风，涵盖了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如在服饰打扮上，质料由布素而追求锦绣绫罗，颜色由黯淡趋于鲜艳明丽，式样由划一单调而追求奇异翻新。即使穿着“最贫最尚简朴”的儒生，也在“习俗移人”的冲击下，“强服色衣”，卷入“靡然向奢”的大潮。当然，对于土豪们来说，“吃”“穿”实在是寻常事，“住”才是显示身价的品牌。他们居住方面的奢侈表现为崇栋宇，治园林。清代前期，为了迎接皇帝驾临，江南商人重资广延名士创稿，修治园林亭池。当时在苏州、扬州的带动之下，园林之好几乎风靡江南所有市镇。据统计，苏州在明清两朝时期城内的园林最多时达270余处，有“城里半园亭”之说。

　　其实，当时奢侈风气，并非只在江南一带，而是全国各地靡然成风。即使在地处僻远的地区，饮宴之风亦不稍逊。《清稗类钞·饮食类》记载：甘肃兰州之宴会“为费至巨，一烧烤席须百余金，一燕菜席须八十余金，一鱼翅席须四十余金。等而下之，为海参席，亦须银十二两。”至于说到应酬之繁，则便是京师为最。这里是士大夫集中之地，王公大臣、官场交际、八旗贵族，往来酒宴，有一日至四五次之多者。“都门为人物荟萃之地，官僚筵宴，无日无之。然酒肆如林，尘嚣殊甚。”此风之下，酒楼饭庄生意兴隆，福隆堂、聚宝堂等酒楼，整日价宾客盈门。

　　清朝江浙一带“土豪”爱斗富挥金如土的现象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从明代中后期开始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社会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而清朝康乾以降，社会安定，各种社会矛盾相对缓和，公款吃喝更是大行其道，社会上层人士往来酬酢、狎妓饮酒、饕鬄之风颇盛。特别在江南地区，出现了追求奢侈享乐的风尚并引领全国。在清代，围绕奢与俭曾有过一场旷日时久的激烈争论，连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都参与其间。虽有人认为社会风气奢靡、土豪斗富等等能促进消费、拉动内需。但更多有识之士指出，这样的繁荣是畸形的，于个体而言，殷实的家道难以维持长久；对于社会来说，彼此效仿，养成奢靡浪费、攀比斗富等不良社会心理和风气，弊端多多。历史证明，富裕后不思进取，贪图奢靡享乐，虚骄懈怠，必然导致腐化衰败，今人当以认真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