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史。石普传》记载，早在咸平六年望都之战后不久，宋真宗就根据文武大臣的建议，制定了应对辽军进攻的军事部署。大致方略是：以镇州、定州、高阳关三路宋军主力会聚定州，在唐河两岸摆开大阵，由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王超统帅，授予其便宜行事之权（这路宋军在澶渊之战时兵力达到20万人）。以宋辽交界之威虏军、保州、北平寨、瀛洲、莫州等城寨宋军据城固守，与王超的大军遥相呼应。如辽军越过诸城寨与定州主力相持，则威虏与保州宋军合兵，在辽军背后展开攻势，使其腹背受敌。如辽军绕过定州宋军主力南下，则威虏、保州、北平寨三路宋军便协力攻入契丹境内，并与雄州、霸州、破虏军的宋军互为声援，切断辽军粮草辎重供应及与辽国大后方的联系。同时，在大名府（天雄军）附近集结重兵构成第二道防线，与宁边军、顺安军、邢州驻扎之精兵与敌决战，以定州、澶州的宋军主力合围辽军。如辽军北撤，则以定州主力与大名府三路骑兵合击，以莫州、瀛洲等地的骑兵截击辽军。应该说，这是很不错的战前部署。

　　澶渊之战，宋军比较好地执行了既定的军事部署，辽军一路上损兵折将，胜利的天平正向宋军倾斜。只是辽军在天雄军（大名府）失利后，孤注一掷南下攻破德清军，进而兵围澶州，这一点出乎宋军的意料。澶州地跨黄河两岸，距离北宋都城开封府仅有一百多公里路程。如果澶州失守，辽军骑兵半天便可兵临开封，宋真宗及一干大臣顿时吓破了胆。当时，澶州有李继隆、石宝吉统帅的京城禁军主力五万余人镇守，加上周边各城寨的宋军，总兵力不下15万人，辽军短期内很难攻下。如定州王超统领的20余万宋军主力及时南下，黄河以北围攻辽军的宋军总兵力将不下40万人。而辽军虽号称20万人，但是一路上损兵折将，主将阵亡，而且失去了大后方的供给，实际上已成孤军。在此态势下，萧太后迫不及待地向宋朝示好，通过降将王继忠屡屡要求与宋军和谈。

　　宋朝自从雍熙北伐失利以后，对辽军一直采取守势。将近二十年，人们心理上已经形成定势，对辽作战只考虑如何凭险据守，没有主动进攻的意愿。寇准鼓动宋真宗亲征澶州，显然其对战事已有胜算，并非如王钦若所说的“孤注”。所谓“天子所在，兵无不胜”，不过是鼓励真宗亲征的说辞而已，目的是要“挟天子以令诸军”。到达澶州前线以后，“帝尽以军事委准，准承制专决”，这才是寇准的真实目的。他要掌控全局，毕其功于一役，从根本上解决辽国对大宋的威胁。

　　问题是，寇准获取兵权的想法只能放在心里，不能公诸于众。大宋朝从宋太祖开始，就已经剥夺了宰相的军权。宋真宗之所以与寇准议兵事，实在是因为朝中无人。史载，澶渊战前，“帝每得边奏，必先送中书” （宰相办公之所），称“中书主文武大政，号令所从出”，明显不相信枢密院的能力。当时，作为军队指挥机构的枢密院，由枢密使王继英，签署枢密院事冯拯、陈尧叟领导。王继英原是赵普的书童，靠着与宋真宗的特殊关系（潜邸旧臣），平步青云做到了枢密使。其人文不成，武不就，堪称一无所长。冯拯与陈尧叟都是书生，对军事一窍不通，属于消极避战一派。好在寇准与宰相毕世安（位在寇准之上）能够同心协力，又得到殿前都指挥使、老将高琼的坚定支持，因此和谈之前的形势对宋朝是非常有利的。

　　萧太后是老迈而心虚的，见时机不利便加紧和谈。偏偏宋真宗是个不思进取的人，说什么“吾不忍生灵重困”，实际上是他贪生怕死，不愿冒任何风险。辽军攻澶州不利，主将萧达凛被射杀之后，双方都加紧了和谈的步伐。寇准是坚决反对议和的，史书记载：曹利用与韩杞至行在议和，准初欲勿许，且画策以进，曰“如此，可保百年无事，不然，数十年后，戎且生心矣。”寇准究竟如何为宋真宗“画策”，史书没有详细记载。但从宋真宗的回答分析，肯定是谋划积极进攻、大量歼灭敌军有生力量的战略。而宋真宗的回答让人很无奈：“几十年后，当有能扞卫之者。吾不忍生灵重困，姑听其和也。”意思说几十年以后，会有抵抗敌军的能人。我可不希望再死人了，还是和了吧！遇到这样的国君，寇准无话可说。

　　其实当时，与寇准意见相仿的大有人在。杨延朗（即杨六郎）曾上书宋真宗说：“敌军困在澶州城下，远离国境上千里，人困马乏，兵力虽多却很容易击败。士兵一路上抢掠的财物，都随身携带在马上。如下令各路军马扼守要道展开攻击，消灭其有生力量，则可以趁势收复幽州、易州等地。”真宗对此建议根本懒得回复，他只顾眼前的和平，却把战争的威胁留给了后人。

　　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宋辽签订和约，史称《澶渊之盟》。盟约主要内容是，宋辽为兄弟之国；宋每年送给辽国“岁币”10万两、绢20万匹（总计折银30万两）；双方于边界设置榷场，开展正常贸易；各守疆界，互不侵犯。据说初步达成合约意向后，议和使臣曹利用向宋真宗汇报，恰逢真宗用膳，不方便见他。真宗便让内侍（太监）去问“岁币”数额，曹利用故弄玄虚，伸出三个指头。内侍对真宗答复说：“曹利用伸出三个指头，难道是300万？”真宗失声言道：“太多了！”但很快又说：“姑且了事，也说得过去了。”这话说得全无心肝！澶渊战前朝廷拨款购买军粮，也不过30万两。

　　澶渊之盟以后，宋真宗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了。于是开始装神弄鬼，大搞天书祥符，郊祠封禅。他不居安思危，抓紧时机富国强兵，反而耗费大量民脂民膏粉饰太平。人们以往抨击澶渊之盟使宋朝背负了沉重的岁币负担，岂不知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仅一次封禅泰山就耗银800万两，修建玉清昭应宫等宫观更是耗银数千万两。不思进取的北宋皇朝，就在这虚幻的繁荣之中一步步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