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靠军队支持夺取江山，即位后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极力裁抑武将势力。在中央，将统领禁军的功臣宿将外调戍边，选派资历较浅的亲信将领担任三军统帅。在地方，挑选精壮士卒充实入禁军（中央军），消弱州府军队（厢军）的战斗力。同时，通过频繁地调防、换将，避免军队将领与士卒之间形成相互依附关系。而全国军队的指挥权，则通过枢密院这个文官系统，直接掌握在皇帝手中。

　　枢密院产生于唐朝后期，其首脑称枢密使，由皇帝的亲信宦官担任，原属于皇帝的近侍。五代时期战事频繁，枢密院职能转变，权力逐步加大，枢密使成为协助皇帝处理军政要务，可以与宰相分庭抗礼的主政大臣。这个时期的枢密使，主要由皇帝的亲信大将担任。北宋立国之初，虽然留用了后周的几位辅政大臣，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宰相是赵普。赵普很有政治才干，而且懂得军事，是个多面手。但是他擅权乱政，结党营私，且贪婪聚敛，其不法行为引起赵匡胤的警惕。于是赵匡胤加大枢密院的职权，将军权从宰相的职权中完全剥离出来。这样，枢密使就成为皇帝之外的最高军事长官。

　　赵匡胤是大宋朝最优秀的军事统帅，年轻的时候就征战沙场。他经历过大阵仗，又善于学习，故能够在朝堂之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顺利完成统一南方的大业。北宋初期，宋军战斗力还是非常强悍的，对外征战鲜有败绩，对阵契丹也不落下风。此时的枢密使虽地位尊崇，但一切军事部署均由天子定夺，枢密院只负责发号施令，调兵遣将。宋太祖在位期间，担任枢密使职位的有赵普、王仁赡、李处耘、李崇矩、曹彬、沈伦等人，主要是战功卓着的武将。赵普和沈伦虽为文臣，却是赵匡胤的亲信故旧，且有一定武略，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到了宋太宗朝，情况发生了变化。赵光义登基即位本就疑窦丛生，他对赵匡胤的亲信将领是拉拢与打压相结合，很少赋予重任。尤其在枢密院首脑和禁军统帅的任用上，基本上重用藩邸旧臣，也就是即位前的亲信故旧。太宗朝前期，担任枢密使及副使的主要有楚昭辅、曹彬、石熙载、柴禹锡、弭德超、王显、赵镕、周莹等人，除了楚昭辅和曹彬二人，其余都是赵光义担任开封府尹时的旧人。这些人凭借与赵光义的特殊关系，短时间内纷纷平步青云、窃据高位。但是他们擅长的是告密、诬陷、敛财、投机取巧、献媚争宠，至于军事方面基本上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赵光义未像其兄赵匡胤那样久历沙场，身边这些亲信随从几乎都没有战场经验，军事素养极差，根本不可能为赵光义运筹谋划，更无能力独当一面指挥作战。赵光义本是个志大才疏之人，以为读过兵书就能够运筹帷幄，当了皇帝便可以威震八方。迫降北汉以后头脑发热，未经充分论证便贸然率军北伐。因为指挥失当，宋军两次北伐均以惨败收场，从此患上了“恐辽症”。

　　但是赵光义并没有吸取两次北伐失利的教训，不纠正自己“能人不用，用人无能”的心态。淳化二年八月，他曾经对近臣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认为外忧不足虑，内患深可惧，于是将主要精力用于内政，犹致力于防患武将干政。太宗朝后期，科举出身的官员开始显露出才干，一批文官进入枢密院，如赵昌言、张齐贤、王沔、张逊、钱若水、向敏中、温仲舒、寇准等人，取代藩邸旧将而成为枢密院首脑。这样，负责大宋朝军队事务的枢密院完全被文臣所主导，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大宋灭亡。

　　客观地讲，文臣并非全无武略，文人将兵是大宋朝的一大发明，张齐贤、钱若水、寇准等人在军事战略和军队建设上都有一定建树。但是枢密院不掌兵，就无法革除宋军存在的弊政，终太宗一朝（21年），宋军的战斗力反而减弱了。到了宋真宗时期，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宋真宗赵恒（赵元侃）并非太宗长子，按次序轮不上他做皇帝。但是由于首任太子赵元佐发疯，继任太子赵元僖暴死，他便阴差阳错地当上了皇帝。赵恒作为储君的时间满打满算不足五年，政治上历练不足，又不像赵光义那样有充足的时间培植嫡系。他在位期间任用的宰相大多是科举出身，可以说是能人云集，名相辈出。但是在军队系统的人事安排上，依旧沿用太宗和自己的藩邸旧将，如王显、王继英、王超、傅潜、李重贵、张耆、王继忠、葛霸、王汉中、王能、戴兴、桑赞、陈兴、许均等人。其中出自宋真宗藩邸，短短数年便升任军队高级将领的就有二十余人。这些为皇帝所倚重的二三流将领统兵作战，往往是漏洞百出，丧师辱国。如王超、桑赞遇敌畏缩不前，致使王继忠全军覆没，兵败降敌；傅潜为大将“畏懦无方略”，被部下骂为“公恇怯乃不如一妪尔”（胆小如鼠不如女人），终因贻误战机被朝廷治罪；葛霸为驾前西面邢洺路都部署（一路军统帅），御下无方，昏耄怯懦，宋真宗不得不将其从战场召回；张耆十一岁便“给事真宗藩邸”，后官居枢密使。史载其“家居为曲阑，积百货其中，与群婢相贸易。有病者亲为诊切，以药儥之，欲钱不出也。所历藩镇，人颇以为扰”。其品行之低下，行为之丑陋，常常见诸史籍。

　　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国承天太后（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亲率辽军主力南下。此时，大辽国杰出军事统帅耶律休哥与耶律斜轸均已病故，韩德让业已老迈，统军主将实际是先锋官萧达凛。辽军虽气势汹汹而来，却没有明确的军事目的和进攻方向，可以说打的是糊涂仗。由于宋军已有准备，王超率主力提前驻扎唐河，各州府军寨严阵以待，辽军屡屡受挫。史书记载：“观契丹之入寇也，掠威虏（河北徐水）、安顺军（河北高阳）则魏能、石普败之，攻北平寨（河北完县）则田敏击走之，攻定州（河北定州）则王超等拒之，围岢岚军（山西岢岚县）则贾宗走之，寇瀛州（河北河间）则李延渥败之，攻天雄（河北大名附近）则孙全照却之，抵澶州则李继隆御之。”至十一月初，辽军仅攻陷遂城（河北徐水附近）一地，损兵折将数万人，而宋军损失甚微。十一月，萧达凛率辽军主力进攻由参知政事王钦若坐镇的军事重镇大名府，被击败后转而攻破德清军（河北清丰县），进抵澶州（河南濮阳）城下。此时，名将李继隆率领的宋军主力早已以逸待劳，萧达凛外出查勘地形时，被宋军埋伏的床子弩（一种强驽，射程可达1500米）一箭射死，辽军元气大伤。史籍记载，萧达凛死后，萧太后为之辍朝五日。辽国君臣求胜之心顿失，继而转为积极向宋廷求和。

　　到此时，辽军主将阵亡，师老兵疲，孤军深入，军无斗志，仗是没法再打了。战局发生了决定性的扭转，大宋朝面临着聚歼辽军的千载良机。但是这个致胜良机，竟在以宋真宗为首的昏君庸将手中溜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