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年，轰动一时的曾静投书案以严惩允祀的追随者及吕留良后人，宽释曾静、张熙而告终。雍正说：“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并下令说：“曾静系朕特赦之人。”释放曾静时，雍正皇帝还说：“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

　　然后，雍正的继承者乾隆却和雍正对此事的看法不一样，甚至是背道而驰。雍正死后，新君乾隆登基仅仅四十三天，就将曾静、张熙处以磔刑，并严令收缴和销毁《大义觉迷录》，列为禁品。若是民间有人私藏或阅读此书者，一律处死。从此《大义觉迷录》成为绝世罕见的一部皇帝撰写的御制国书，湮没二百多年不见天日，这一切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大义觉迷录》今存雍正年间内府原刻本及外省翻刻本，另有光绪末年香港仁社书局铅印本，解放后中华书局有排印本。

　　乾隆之所以与雍正处置曾静谋反案大相径庭，有他周密的考虑。他在青年时代目睹了这场文字案的前前后后，他清楚认识到：父王想将诽谤公布天下，以获清白，却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对曾静谋反案和吕留良文字狱案的公开审讯和批判，实际是把父王自己推上审判台；雍正的“华夷之别”的新释、十大罪状的自我辩解、皇宫中的秘闻丑事泄露、皇子间尔虞我诈、文武大臣间明枪暗箭等等，统统详细地记录于《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损害了万乘之尊皇帝的形象，暴露了国祚和宫廷的绝密，起到反宣传作用，根本达不到使臣民“觉迷”的目的，只能更增强人们的反清排满情绪，对清朝统治极为不利。因此必须彻底剪除禁锢异端思想的蔓延，肃清其流毒。同时留着这两个弥天重犯”当“反面教员”，更难以起到“感化”教育的作用，干脆一杀了之。（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