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洋务运动期间，由那个因命运光顾（史述：在鸦片战争前夕，西方传教士已经在中国沿海乡村向一些穷苦家庭偷偷进行免费的传教活动）而成为清朝第一个归国留学生容闳的推动（曾国藩力持），清政府曾在1872年至1874年分三年三期向美国派出总数为120人的“留美学童”。那些学生后来大多充任北洋水师官兵、民国北洋政府大员等职，其中后来最着名的两个，是当时都只有12岁的詹天佑和唐绍仪（分别是铁路工程师和民国总理）。这个本来有持续打算的留美学童教育计划，最终因违背清廷初衷而被终止，那些在美国学习的学生（大都没完成学业）全部被召回。

　　历史清楚而无情地揭示，清政府搞洋务，要的只是武装自己的“工具”，“希望留学生成为略通西方知识的忠君亲上的封建奴才”（李喜所语）。那些进入美国学校学习的孩子们，完全会随乡入俗地适应那个环境的生活，这是人的天性，更是平均年龄在十三、四岁孩子们的天性。虽然孩子们仍在脑后拖着一根清朝长辫子，但他们的言行举止不可避免地会具有美国孩子们表现的相同倾向。尽管留学生正监陈兰彬对孩子们有着严厉的要求，命令他们“穿华服，保存发辫，守祀之古礼”，但他仍然认为：“虽然有此等禁令，后仍嫌诸生中有违背古训”。而留学生副监容闳却在孩子们的变化中，看到了自己曾经的成长经历。

　　一个刚刚走出国门、对外面世界一无所知的清廷官员陈兰彬，和一个少年、青年时代在美国有留学经历的容闳，对于孩子们相同的那些表现和变化，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留在史笔上的两人之间产生的矛盾和争吵，——这一矛盾曾以书信（奏折）形式传至国内清廷。

　　事情更糟的转机发生在1876年。清廷新派了一个叫吴子登的人去出任留学生正监，而任命陈兰彬和容闳分别为驻美正、副大使（清朝第一任驻美大使）。新任正监吴子登召见孩子们，在他眼里，就是看见了一群美国人，孩子们竟然不向他跪拜叩头。他气得发狂，抡起棍棒便要狠揍（棒责）。他写信回国：“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才，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他的意思用现在的话就是：没有正确的思想，就学不好知识，即使学到了知识，也不能成为我国的人才。

　　在吴子登的严厉监管下，留美学童没有向他认为的好的方向转变，反而愈糟，他甚至写信清廷，要求把孩子们“交地方官严厉管束”（曾陆续召回个别“不合格”学童）。最终，清廷于1881年将留美学童全部召回（原计划留学15年）。

　　容闳在所着《西学东渐记》中这么说：“1876年秋间，吴既任事，对于从前已定之成规，处处吹毛求疵，苛求其短，顾有所不满意，又不明告予，惟日通消息于北京，造种种谣言，谓予若何不尽职若何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乱，并授学生以种种不应得之权利，实毫无禆益。”

　　且不论吴子登眼里的“淫乱”到底是什么，在这里，容闳用到了一个词“谣言”。我们后人也不去评论这两位清朝末年人的各自是非，但对于国内的清廷来说，从美国传回了留美学童消息，绝对是一种“新闻”。现代人都知道，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学”的一条最基本准则。我们相信，在吴子登和容闳眼里，看到的只能是那些留美学童的相同表现，但两者都加进了自己的主观认为。前者认为是“大逆不道”，后者认为是“相当正常”。从这个角度上说，“谣言”便具有了双重性。

　　这使笔者想到了发生在清末后来义和团运动时期间的一条史料。在慈禧太后要想利用“义和团”向“彼等”多国发动排外战争的时候，她曾派军机大臣赵舒翘前往天津调查义和团的真实情况。赵舒翘是一个反对“义和团”的人，但他也知道慈禧太后赞成并力挺“义和团”。因此，在调查回来的汇报中，这位军机大臣不敢加进自己的主观判断，而是把自己亲眼目睹的义和团状况，用自己的动作表演，反反复复地向那位主观独断性极强的太后展示了多遍。现在的“史述小说”喜欢用“同志”去称呼古人，在这里，笔者也不得不称他一句：我们的赵舒翘同志可以说是遵守新闻准则的近代中国第一人！不过是，他坚持了“新闻”准则，却忘记了清廷封建体制内唯一性权力的准则。不久后的赵舒翘，被慈禧上谕指认为“义和团祸首”而让他去“死翘翘”了。

　　留美学童计划的终止，是清末中国近代化路上的一个挫折（当时留美学童各所在学校美国教师和校长联名写信清廷总理衙门，予以挽留，力赞那些孩子们，且认为孩子们正是中美沟通的一座桥梁。并出现了这么一词“且为贵国忧之”）；但如果加进了主观认为，清末政府则一定这么看待：这是中国洋务外交事业的一次伟大胜利——眼前的专制权力胜利潜在地走向了近代历史无法否认的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