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是说明初皇帝的政策在当时可能效果不著，而需稍俟时日才能生根开花，而且是说明，嬉戏胡闹如明武宗，忠奸不辨如明英宗，荒于政事如明神宗等，在发展农业经济、商业等方面，并没有着意反太祖之道而行。他们只是通过搜刮民财（如神宗时的矿监税使）、凭特权敛财（如设皇店、皇庄等）等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政治方面的黑暗间接地危害社会经济，却不会主动希望国瘠民穷。

　　更重要的是，在皇帝不理朝政的情况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阁臣可以负起决策的责任，官员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措施，政府机器可以基本正常地运转，从而保证国家仍沿着健康的轨道、起码是偏离轨道不大地向前发展。一般来说，无道昏君并不轻易否定正常的经济决策或建议，像明世宗，只是恼火大臣“议礼”；明武宗呢，主要是讨厌臣子谏他出游；而明神宗则不满众臣“争国本”。

　　当然，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隋唐宋元以来长期发展趋势的继续。社会经济结构的相对稳定是一种“长时段”的东西，如果我们断定，明时期的城市或乡村社会结构与唐、宋时期相较在总体上变化不大的话，那么就有理由认为明时期社会经济表现出的种种现象，在唐宋或更早的时期就已确定下来了。尽管会发生某些突发事件打断、加速或延迟正常的趋势，但总会很快走上正轨——即使是遇到1840年以后对传统社会结构造成巨大挑战的事件时，也基本上是如此。

　　星移斗转，日月如梭。

　　秦始皇以及他以后数不清的君主都希望长生不老，永享富贵荣华；或者希望皇帝的御榻在自己的子孙中传之二世、三世，以致千万世，但谁也没能实现这个梦想，都已变成历史上匆匆的过客，化为漫天飞舞的尘埃。

　　但是，在后人的眼里，历代君主的形象是迥然相异的。夏禹为民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连孔子都感叹道：“如果不是禹，我们早就成为鱼鳖了！”商纣则是与肉林酒池、炮烙和妲己联在一起的昏君。由兵马俑组成的庞大军阵和蜿蜒万里的长城，则使人难忘秦始皇的威权和气魄。……

　　千百年来，人们企盼着圣君临朝，尧舜再现，但失望总是接踵而来。一个皇帝的品行与作为取决于十分复杂的因素，某个君主的伟大也许完全是时代造成的，某个皇帝之残暴也许出于某种变态性格；明太祖的猜忌心理与他从草民骤升上贵的狭隘性格与惶恐不安有关，明神宗在张居正死后的一意孤行，也与幼年时管束太严而产生的逆反心理交织在一起。有的皇帝也许本应是个英主，却因时代的阴差阳错或个人没有把握住时机而遗恨终生，明崇祯帝和清光绪帝就是很好的例子；亦有本无为帝之可能，却因个人的主观奋斗而成为声名显赫的统治者的，如唐太宗、雍正帝等便是；当然还有本应作个文人墨客、风流才子，却被命运阴差阳错安排在帝王之家，有个悲剧的结局，其典型就是南唐的李煜（后主）。

　　这些，全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明太祖朱元璋，如果说他是一个嗜杀的暴君，似乎又不觉得他比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更闻名；明成祖朱棣，如果说他好大喜功，似乎又难与汉武帝开拓西域等伟业相比；明英宗在“土木之变”后北狩塞外，却安然回返，复辟为皇，给人留下的印象远不如北宋徽、钦二帝北狩的“靖康耻”深刻；只有明武宗的瞎胡闹由于京戏《游龙戏凤》的演出而颇具人情味儿；另一位崇祯皇帝则因清兵和农民军的内外夹击被迫自杀，赚人一掬同情之泪。

　　这些也都是没法子的事。历史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失去了无数的丰富多彩，也就不成其为历史；如果历史如人们希望的那样，千篇一律地由圣主明君来演出，也就变成了一部神话，或者人们便可以怀疑那只是伪史家们编出的故事。

　　是的，在某种意义上，人民和时代可以选择统治者。当一位暴君的统治把百姓逼得忍无可忍的地步时，人们会揭竿而起，或者出现统治层内部的相互取代，以推翻这个暴君。但这样一种选择并不是随时可以发生的，也许是需要相当大代价的，是为许多因素所左右的。当人们为明武宗的荒诞、明神宗的贪婪而苦恼的时候，他们是难以改变现实的，他们只有忍受。在刘家、李家、赵家或者朱家据有天下时，他们是无法知道和把握每一位嗣君的好坏的。于是，对于每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民来说，他们或因欣逢盛世而欢欣鼓舞，或因身罹暴政而痛苦呻吟，他们难于把握自己的命运。

　　当人们为明朝的这些荒唐君主扼腕叹息、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怒发冲冠、或捧腹发噱、或愤愤不平的时候，不知是否想到，那并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