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象往往在同一焦点上向人们展示惊人的类似或强烈的对比，从而引起人们的思索。唐朝的“吞蝗”与“贺蝗”，就是相当典型的一个实例。

　　贞观二年（即公元628年），京畿闹蝗灾。有一天，唐太宗捉到几个蝗虫，他对蝗虫说：“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肺肠。”说完这话，便不顾左右随从劝阻，硬是把蝗虫吞了下去。唐太宗“吞蝗”，或许是发之于真情，或许是演戏给人看，或许两者兼而有之，这都可以由后人评说。但有一点必须肯定：如果他不谙下情，不了解蝗虫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如果他视黎民如草芥，不懂得老百姓的可悯可敬与可畏，恐怕就不会有“吞蝗”之举，说不定还会闹出“没有饭吃，何不去吃肉糜”的笑话。

　　“贺蝗”是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的事，是年7月，“飞蝗蔽日，所过赤地。京兆尹杨知至奏：‘蝗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以下皆贺。”史书上的这几句话，并无一字说到唐僖宗，却几乎字字都鞭打在唐僖宗的身上。“飞蝗蔽日，所过赤地”，老百姓的命根子都已经被吃得精光，而唐僖宗竟然还会听信“蝗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的天方夜谭。民不聊生，黄巢、王仙芝已揭竿而起，而唐僖宗竟然还陶醉在一片恭贺声中悠然自得，足见其对于民情民意的漠然与无知。

　　从贞观二年到乾符二年，相隔247个春秋。从“吞蝗”到“贺蝗”，反映了唐代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

　　亲眼目睹隋朝覆灭的唐太宗，是懂得“载舟之水，亦能覆舟”的，并始终保持了高度的自觉性。“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事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矣。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纵欲也！”这话决不是唐太宗的自我标榜。这种自觉性非常重要，不然，就不会有唐初的贞观之治。但从较长的时间跨度上去考察，这种自觉性又有很大的局限，倘要使唐朝的历史代帝王都能自觉地以隋为鉴，牢记“载舟之水，亦能覆舟”的至理名言，毕竟是不可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自觉性终究会逐渐淡化。唐僖宗时，“奢侈日甚，赋敛愈急，连年灾荒，不以实闻，百姓流殍，无所控诉”，唐统治者已经成为食民的蝗虫，但唐僖宗显然就没有“自觉”到这一点。

　　自幼生活在平民之间，深知民间疾苦的唐太宗，也懂得生长于深宫之中的龙子龙孙的先天不足。因而，李治被立为太子之后，唐太宗就没少给他补上这“必要的一课”。据史书记载：“上自立太子，遇物则诲之，见其饭，则曰：‘汝知稼穑之艰难，则常有斯饭矣。’见其乘马，则曰：‘汝知其劳，而不竭其力，则常得乘之矣。’见其乘舟，则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见其息于木下，则曰：‘木从绳则正，君从谏则圣。’”按现在的说法，这就叫“传帮带”。这种“传帮带”无疑是很有作用的。永徽之初，颇有贞观遗风，大致就与唐太宗的“传帮带”有直接联系。但从较长的时间跨度上去考察，这种“传帮带”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唐太宗带得了唐高宗，还能带得了唐僖宗么？

　　靠当权者的“自觉性”和老一辈的“传帮带”或许能够保证一代、二代、三代，却难以保证十代、二十代、三十代。唐太宗当然希望贞观之风“代代相传”，然而他毕竟是封建帝王，不可能找到更不可能实行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新路”——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让人人起来负责，他和他的子孙们还当得成皇帝吗？

　　由此看来，唐代从“吞蝗”到“贺蝗”的演变，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