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过两个很着名的人物，一个叫宋江，另一个叫司马光。

　　司马光是个政治家，同时也是个史学家。他在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和宋哲宗等四个皇帝手下做过官，堪称四朝元老。他还花了小半生时间编写一部规模庞大并且非常严谨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为传统史学做下了伟大的奠基性工作，功勋卓着，光耀千古。

　　宋江可算不上政治家，也没写过什么书，但他同样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司马光死后没几年，宋江以流寇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率领他的同党肆虐河北，横行山东，攻城略地，打家劫舍，直到最后被官军打败并收服。如今我们在《宋史·徽宗本纪》、《宋史·张叔夜传》、《宋史·侯蒙传》以及宋代文人撰写的一些笔记文献里，都可以读到这位“造反派”的“光荣事迹”。

　　当然，我们最熟悉的宋江仍然是文学家施耐庵在《水浒传》里打造出来的那个艺术形象：出身小吏，在山东郓城县当押司，江湖人称“及时雨”，后来落草为寇，去梁山泊做了头领，几次打退官军围剿以后，又主动受朝廷招安……

　　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朋友心目中，司马光是真实的，宋江却是虚构的。虚构的艺术形象跟真实的历史人物本来并不适合放在一起比较，但是今天我们偏要比较一下，偏要让小说里的宋江跟历史上的司马光斗一斗富，比比他们俩谁更有钱。

　　首先不妨先比比宋江和司马光的家世。

　　我们知道，宋朝虽然完全摧毁了隋唐时还残留的门阀制度，虽然严格按照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吏，但是由于恩荫制度的保留，由于举荐制度的存在，由于出身士大夫家庭的考生在教育环境和科考经验上远远优于平民子孙，官员的后代仍然比平民的后代更容易做官。不瞒您说，现代人熟知的那些宋朝官员，其实大部分都是“官二代”。例如清官包拯的父亲包令仪是水利部副部长（行尚书虞部员外郎），大改革家王安石的父亲王益是南京市副市长（通判江宁府），最多产的诗人陆游往上数三代都是高干，以至于他不用参加科举考试就能获得“登仕郎”的官衔。也许有的朋友会提出反例，说欧阳修和黄庭坚都是幼年丧父，并没有父亲做靠山，但是请不要忘记欧阳修跟着做官的叔父长大，同时他的岳父胥偃又是个有头有脸的京官，而黄庭坚则跟着做官的舅舅长大，同时他的岳父孙觉也跟朝中大老个个交好。

　　跟宋朝大部分官员一样，司马光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官二代——其父司马池在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做过县令。司马光之所以叫司马光，就是因为他是父亲在光山做官时生的（参见清人陈宏谋修订的《宋司马文正公光年谱》）。

　　宋江的家世又是什么情形呢？跟司马光绝对没法比，因为他爹只是山东郓城县的一个富裕农民或者中小地主，地地道道一个平民。

　　接下来再看他们两人的薪水。

　　司马光的仕途整体顺利，不到二十岁就中了进士，随即被礼部尚书招为女婿，然后又在大臣庞籍（在戏曲《杨家将》和《呼家将》里，此人被丑化为大奸臣）的提携下步步高升，年纪轻轻就进人事部做官（判吏部南曹），继而当上国防部副部长（枢密副使），直到宋哲宗即位后当上宰相（参见《宋史·司马光传》）。

　　宋朝最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高薪养廉时代，官职越高，福利越惊人。司马光做宰相时，月薪300贯，月粮100石，每年又能定期领到一大批绫罗绸缎，此外还有岗位补贴（职钱）、餐饮补贴（餐钱）、燃料补贴（薪炭钱）、养马补贴（刍粟）、保姆补贴（傔人衣粮）等等进账（参见《宋史·职官志》）。把这些统统加起来，年收入在3万贯以上。过去形容一个人有钱，常说“家产万贯”，其实司马光一年的收入就有几万贯了。

　　宋江一年能有多少薪水呢？应该说一文钱都没有。

　　在《水浒传》里，宋江锒铛入狱以前一直是个押司。押司是什么官？根本不是官。宋朝的县衙里面，职位最高的是县令（或称知县），其次是主抓治安的县尉，再其次是给县令做文秘工作的主簿，主簿下面设几个分管户口、财税、司法和土地的主案，主案下面才是押司，押司下面又常设几个副手，一般叫做“录事”或者“贴书”（跟阎婆惜通奸的那个小吏张文远就是贴书）。按照宋朝的职官制度，主簿已经是最低级别的官员了，主簿以下的主案、押司和贴书统统属于吏员。

　　古代把官和吏分得很清，官有俸禄，吏却被当成劳役，一般情况下只提供服务，不能拿工资。王安石变法后，为了防止基层人员贪污，朝廷曾经把吏员纳入到财政开支的范畴，可惜给的薪水太少（每月最多几贯钱），而且只在枢密院等高级衙门里试行，还没有普及到县衙。所以宋江宋押司虽然在郓城县呼风唤雨手眼通天，却是个一分钱工资都没有的编外人员。

　　比家世，宋江远远不如司马光。比薪水，宋江更加不如司马光。俩人斗富，谁会赢？自然是司马光完胜。

　　可是宋江在《水浒传》里助人为乐，挥金如土，出手非常大方：第一次见武松，送了10两银子；第一次见李逵，也送10两银子；第一次见到卖艺的病大虫薛永，送了5两银子；李逵在江州琵琶亭打伤唱曲的宋玉莲，他掏出20两银子给宋玉莲父母……如果宋江没有收入，他靠什么来支撑这么大的开销呢？答案很明显：靠贪污受贿。

　　宋江究竟贪污了多少钱，《水浒传》没给具体数目，我们不便妄猜。不过单从一件事上就能看出他很有钱：阎婆惜母女投奔他，他随手就在县衙旁边买了一幢楼房安置阎氏。宋朝房价是很不便宜的（参见拙着《千年楼市：穿越时空去古代置业），宋江腰包要是不鼓，岂能毫不犹豫就敢买下一所房子？

　　再看司马光，薪水虽高，却清廉得要命，非但不收非法的贿赂，连合法的馈赠都拒之门外。父亲司马池去世时留下一所老宅，他不要，送给了哥哥司马旦；宋仁宗在世时赏给他1000贯财产，他把一半分给了贫穷的舅舅，另一半捐给了国家，自己丝毫不留；他手头只要有多余的钱财，就拿出来办书院、救济贫民；他的结发妻子病逝，却没钱安葬，只好卖地筹款；他去世以后，朝廷派人整理遗产，发现家无余财，枕头旁边只有一本书（以上均参见苏东坡给司马光写的小传《司马温公行状》）。

　　由此看来，司马光真跟宋江斗富的话，败北的不是宋江，而是他自己。

　　为什么一个薪水丰厚的高官会在经济上输给一个没有工资的编外人员？前者清廉，后者贪婪，如此而已。

　　问题是为什么高官清廉而吏员贪婪？一是因为高官有高薪，无需去贪，而吏员为了养家却不得不贪；再一个原因，宋代官员无论是否出身官二代，大都把名誉看得很重，儒家思想和清议之风使他们的骨子里生长着旺盛的耻感文化，一旦贪污的行为被众人所知，他们会羞愧得找地缝钻进去。

　　比方说苏东坡的老上司陈希亮（就是历史上出名怕老婆的那位陈季常先生的爸爸），晚年因为收受几瓶酒，把乌纱帽弄丢了，没脸回四川老家，躲在家里不敢见人，又羞又气，热毒攻心，最后脊背上长毒疮，不治而死（参见苏辙《龙川略志》）。

　　我对司马光很有好感，对这个陈希亮更有好感，我觉得他跟韩国那位因为家族贪污而自杀谢罪的前总统卢武铉一样，都是“知耻而后勇”的人物。可惜现代中国的官场早就没有了羞耻感，现在的贪官包养几十个二奶，贪占几百套房产，毁掉国家几十个亿的资产，照样能在亿万人民的斥骂声中昂起头来，活得自在，笑得坦然，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王八蛋。

　　我觉得这些现代版贪官的脊背上才是真正应该长毒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