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最初办《新青年》时，因订户太少而被群益书店停刊，后经多方斡旋复刊，但影响还是不大。因为陈独秀“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没有反对声音，自己一言堂唱独角戏，应者自然寥寥。当时编辑刘半农就对钱玄同说过这样的话：“这种事，说是容易，做就很难；譬如做戏，你，我，独秀（陈独秀），适之（胡适），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在这种情况下，钱玄同和刘半农便合演了一出“双簧”，果然让《新青年》大火。

　　钱玄同炮制了一封《王敬轩君来信》，刘半农则以编者的身份另作一篇《答王敬轩君》回应，而后将两篇文章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总标题，在《新青年》1918年3月号上刊出。为显示来信的真实性，刘半农还特别加了按语——“圈点悉依原信”，意思是对信中的语法字词错误照录，也就是现在常说的“伪纪实”手法。

　　在《王敬轩君来信》中，钱玄同将目标锁定在桐城派古文家林纾和严复身上，并赋予王敬轩“留学日本速成法政的学生”和“遁迹黄冠的遗老”双重身份，通过王敬轩之口，伪造这些“旧文人们”的一些荒唐见解。然后刘半农以新文学的立场加以批判：“原来先生是个留学日本速成法政的学生，又是个‘遁迹黄冠’的遗老，失敬失敬。”“然而《新青年》杂志社，并非督抚衙门，先生把这项履历背了出来，还是在从前听鼓省垣，听候差遣时在手版上写惯了，流露于不知不觉呢？还是要拿出老前辈的官威来恐吓记者等呢？”“万一见了面，先生定要挥舞巨灵之掌，把记者等一个嘴巴打得不敢开口，两个嘴巴打得牙齿缝里出血”。最后刘半农对王敬轩说：“忠告先生：先生既不喜新，似乎在旧学上，功夫还缺乏一点；倘能用上十年功夫，到《新青年》出到第二十卷的时候，再写信来与记者谈谈，记者一定刮目相看！否则记者等就要把‘不学无术，顽固胡闹’八个字送给先生‘生为考语，死作墓铭！’又先生填了‘戊午夏历新正二日’的日期，似乎不如竟写‘宣统十年’还爽快些！”

　　尽管《王敬轩君来信》与《答王敬轩君》两封信做得天衣无缝，但却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到了6月份，《新青年》又刊出一封署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的读者来信，信中说：“独秀先生：读《新青年》，见奇怪之言论，每欲通信辩驳，而苦于词不达意，今见王敬轩先生所论，不禁浮一大白。王先生之崇论宏议，鄙人极为佩服；贵志记者对于王君议论，肄口侮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又是乎？”信仅两行，错别字却有数处。这次陈独秀亲自作答：“崇拜王敬轩者：本志自发刊以来，对于反对之言论，非不欢迎其不屑与辩者，则为世界学者业已公同辩明之常识，妄人尚复闭眼胡说，则唯有痛骂之一法。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自由也；倘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而滥用此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是曰‘学愿’；‘学愿’者，真理之贼也。”接着，钱玄同又在7月刊上炮制了一封“戴主一来信”，并加以批驳。

　　由于《新青年》大量伪造读者来信，胡适感到异常的不安，他在给朋友任鸿隽的一封信中，曾透露过“王敬轩来信”的内幕。任鸿隽当时很吃惊，回信说：“王敬轩之信，隽不信为伪造者。一以为‘君等无暇作此’，二则以为保《新青年》信用计，亦不宜出此。莎菲（即陈衡哲）曾云此为对外军略，似亦无妨。然使外间知《新青年》中之来信有伪造者，其后即有真正好信，谁复信之？又君等文字之价值虽能如旧，而信用必且因之减省，此可为改良文学前途危者也（隽已戒经农、莎菲勿张扬其事）。”

　　《新青年》炮制假信，目的就是让林纾等人出来反驳，但不管《新青年》如何挑衅，林纾等人始终保持沉默。于是《新青年》又向林纾的弟子、北大法政系学生张厚载约稿，因张赞成新文化，《新青年》想以此达到批判林纾的目的。结果张厚载不但没上当，反而笔走龙蛇，在文中给《新青年》的编辑们设置了许多障碍，气得钱玄同破口大骂。后来胡适再找张厚载约稿，钱玄同坚决反对，胡适说：“我请他写文章，也不过是替我自己找做文的材料。我以为这种材料，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更值得辩论些。老兄肯造王敬轩，却不许我找张豂子（张厚载字）做文章，未免太不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