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李吉甫为相，当时的政事堂，类似国务院办公厅的会议室，有一张床榻，放在一个显眼的位置，放了很久了，没有人动它。在李吉甫之前的很多任宰相任上，这个床榻就放在那里，没有动过。没有人动它，它就变得很神秘。李吉甫见了，说这个东西很久没有打扫过了吧？看上去很脏，下面积累了很多垃圾，怎么没有人管这事儿？叫负责内务的来回话！

　　内务主管官员来了，看见李相爷不高兴，他却并不慌张，慢慢地走到李吉甫跟前，从容回话：回相爷，这个床榻不能动，这是历任宰相的忌讳。李吉甫更不高兴了，问：这是什么忌讳？旁边有官员插话：丞相，此床榻的位置、朝向，有风水之说，丝毫不能动，关乎宰相的福祸。所以，内务从来不敢动一丝一毫，甚至不敢打扫卫生，怕不小心有丝毫的移位，对当朝宰相不利。所以，这是长期以来政事堂的一条禁忌。负责内务的官员也从不因为此床榻的卫生不好而责罚过人。

　　李吉甫哈哈大笑：什么于宰相不利！“岂有一床而能制宰相祸福者？”听我的，把这东西挪一挪，打扫一下，你看看下面都脏成什么样子了。

　　官员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同意，也不敢说不同意，就是沉默。

　　李吉甫说：风水之说，自来有之。床榻都脏成这样，还不挪动打扫，才是风水不好哩。我是宰相，出了事儿与你们各位无关。

　　于是，内务部门很快就打扫了一下房子，将那个风水床榻搬了出去，重新收拾干净，而那个床榻曾经呆的地方，居然打扫出了几车垃圾，基本上，床榻下面都让垃圾塞实了。

　　清理了那个风水床榻位，李吉甫一点事儿也没有。他这个举动，给天下的官员做了样子，那些迷信风水的官员都不敢明目张胆地讲究风水了。

　　贪官讲究风水，以贪心非分而崇信佛道，实属大恶。其贪淫无度，搜民刮脂，致死人命犹未知足，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民间疾苦无动于衷，荒政渎职不惭于内，而对于放生、建庙、烧香、拜佛这种事，慷慨贡献不绝。这哪里是真的崇佛信道？这是贿赂收买佛道，他们的发心就是不良、恶毒的，是猥亵佛祖道宗，企图让佛祖道宗当他家的贱仆猥役，以所贪贿的一点鸡虫琐屑之食，九牛一毛之小惠，收买役使神佛为他家的打手，看家护院，并且贪婪地企图垄断神佛，绑架神佛保其子孙贪贿无度而安泰百世。世界上有这种道理吗？有这种神佛吗？

　　越没文化越迷信，自来教化，无非两种方式：一曰忠鲠孝义以教君子，二曰因果报应以警愚俗。佛道所说的善有善报，不过是面向普罗大众所开的方便之门，使愚夫愚妇不识字者因为听信果报之说，而产生向化慕道之心。宣化上人曾说，信佛原本是信智慧，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好比吃药，愚众之心如小儿，喂小儿吃药，需要裹以糖衣，让孩子将药当糖吃，同样起到智慧教化，以药治病的作用。今之贪官，其财其位，皆以悖乱而入，亦自感有一天会以悖乱而出，为求万世盈泰，企图贿赂神佛，专宠独占神佛恩惠，欲使佛道神圣独护佑其一人一家，岂有此理！

　　宋朝的良相富弼退休后，在老家洛阳没事干，研究佛教，纯属个人兴趣，消遣而已。这个事儿被远在陕西蓝田的年轻书生吕大临知道了，吕大临给德高望重的富弼写了一封信，谴责老丞相：自古以来，像您这样有德行的老干部，在任上为国辛劳，退休后就应该以圣贤的道义教化乡里，哪儿还能放弃一生的信仰，去学别的东西？以您这样的身份，这样学佛自了，或求什么长生不老，这不是向天下人表示您所信奉的孔孟之道还不够尽善尽美吗？这是那些避世之士玩的东西，您搞这个不合适。富弼看了信，诚恳地接受了这个年轻的人批评，“弼谢之”。

　　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言理不言数，古代读书人科举出身的官员，心中有数，口不言数，绝不可能将自己的办公室弄得像灵堂一样神神叨叨的：这儿放快转运石，那儿放个风水珠，填埋自然湖汊叠磊假山以为靠山，让高速公路改道，让市政道路拐弯，平地挖壑修桥耗费民财，这都是闻所未闻的事。

　　所谓风水命数之说，无过道法自然。自然之理，生生不息，简单说就是你活，也让别人活，即所谓有仁心仁政，自然符合风水命数。何谓仁心？钱穆先生有个比喻，仁者，好比果仁、花生仁等等，有仁，就有了生命的种子，就有了存他人之心。不能好处都让你一个人占尽了，不给别人留活路。

　　南宋理学家陆象山有个记录：临安城有个四圣观，每到六月间，倾城出动， 满城官员纷纷前往祷祀。他问：这儿的香火怎么这么热闹？那么多当官的都来烧香？有人回答说：都认为这里的神很灵。其实不过是当今朝廷赏罚不明，赏罚不明，人对自己的前途就没有信心，没有路径可循，干得好坏跟升官没有关系，加上干部没有文化，没有操守，就特别迷信鬼神风水。

　　陆象山对此感慨地说：“余谓政治家当言赏罚，宗教家则言凶吉。赏罚明则行善者吉，作恶者凶，天下晓然，祈祷之事自息矣。”就是说，天下要有是非，赏罚分明，不能让人看见作恶的还升官，好干部反而被冷落甚至晾在一边，要让行善者得到奖赏，作恶的受到惩罚，这样，什么迷信、风水、大师之类，就自然没那么猖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