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几十年，全民批判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民间文学里经常会出现一些恶形恶状的洋教士形象，他们仗着有坚船利炮撑腰，颐指气使，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当然最后总免不了灰溜溜跑路的下场。晚来又一阵西风劲吹，洋教士们换了面具，纷纷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为中国带来了宝贵的现代科技与文化。此两种形象，难免有时在同个人身上汇聚一体，倒也丝毫不显古怪。

　　洋教士成了古典神话中的多面神，并不难理解。我中华虽然在千年之前就已发萌了“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普世主义，但毕竟只是口号，种族与宗教的界限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冲破。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大多数人仍然在潜意识里将洋教士们视为“他者”,视为外来力量（无论是帝国主义还是现代性）的工具。所以，外在的形象再是幻变，洋教士内心的高耸堡垒依然很少中国人能够迈入。二十年来汉语学界东西文化交流研究热闹异常，但迄今仍未能见到一部真正深入情境、刻画内心的传教士传记问世，其中万千阻隔，不可尽言。

　　前现代的传教士和当下的人类学家是同一种人，同一种“被生活放逐”的人。他们在温暖的教会怀抱中长大，却陡然远离故乡，整日辛劳于完全陌生的土地，接触那些在他们眼中“冷漠而固执的灵魂”,其工作意义还常遭受外界和自我的质疑，孤寂和绝望噬啮着他们可怜的意志。无可否认，近代来华的传教士里不乏心态偏狭、脾气恶劣者，他们对中国人持着深之入骨、牢不可破的偏见。但若抱以“同情之理解”,一个人突然步入全然陌生的环境，从生理到心理都长久不能适应，整日焦虑缠身、进退维谷，自此心胸变得越来越逼仄，也属常情。

　　有趣的是，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们由于生活和交通条件的艰难，却反而迫发出一种超越平凡生活的献身精神。他们在16世纪的狂风巨浪中，跨越重洋来到中国，就如同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每个人在离开熟悉的欧洲港口时，都已做好了“有去无回”的打算。所以，当踏上东方国土，就天然具有了一种感恩式的扎根当地的决心，正像保罗所说，在绝望中获得希望。从那一刻起世界反转，再走回头路变成了另一种绝望。利玛窦在肇庆的时候，遇到一位坚决的地方官，要将这些耶稣会士统统逐出中国。饶是坚定强韧如利玛窦，到此时也放下姿态，苦苦哀求，甚至泪流满面、浑身发抖不能自已。因为他心里最清楚，再回欧洲，九死一生，无论是暴风雨、瘟疫、海盗，甚至是缺乏经验的新手船员，都有可能让他们命丧半途，尸沉大海。

　　相比之下，19、20世纪来华的西方人受惠于技术的进步，就不至于这般绝望，但同时，也缺少了这种由绝望中生发的信念。新教传教士来到东方，由于始终无法适应，或是被病痛折磨，而选择匆匆回国的，并不在少数。但若比起另一些人来说，能尽早回国，未尝不是一种幸运。因为长期孤身传教的经验，不但会摧残他们的肉体，折磨他们的情感，甚至还会危及到他们作为传教士的根本特质--即信仰本身。

　　1903年，美国旅行家盖洛在重庆，偶然遇到一个挪威传教士索伦森。后者出身上流家庭，在来中国前受过极好的教育，会说四种语言。在遇到盖洛之前，他已经在藏区旅行传教了七年之久，走遍西藏各个角落，接触了无数的人。然而，七年来，他没有争取到任何信徒，一个也没有，奉献了自己最好的年华，其结果只是空无。在和盖洛交谈时，这个高大英俊、极有绅士风度的北欧人，眼中始终噙满了泪水。他似乎很难明白，上帝为何要这样耗费他的天赋。家乡的人民时时沐浴于恩泽，而自己却在这高原之地，接受上帝无情的考验。

　　尽管如此，索伦森还是坚定的，他选择接受命运，继续投身那伟大的“拯救异教徒的工作”.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这种折磨。光绪初年李提摩太在山东时，曾有一位来自不同差会（长老会）的传教同事文璧（McIlvaine），此人来到中国，总坚持原有的生活方式，比如穿着自己缝制的，怪模怪样的西式大衣招摇过市，因此，他日复一日地遭到当地中国人的轻蔑、嘲笑，甚至辱骂。不用说，前来皈依的信徒更是寥寥。当李提摩太和他抱怨，再也无法面对白眼黑脸，无法忍受这种恶劣的环境时，他却依然保持淡定，不为所动，还对李提摩太说着漂亮话，告诉他要“超然物外”,无须担忧。

　　可是，看起来越是坚固的堡垒，往往崩塌得越快。之后的一天深夜，文璧突然来到李提摩太宿居的旅店，告诉他，自己已经决定，退出这种传教士的生活，至于原因，他说道，如果上帝召唤了一个人去当传教士，那这个人早就应该拥有一些皈依的信徒，使他发挥自己才能，所以很明白，是“上帝选错了人”.文璧打算离开内地，跑到通商口岸，编写一些学校用的教材以维持生活。错愕不已的李提摩太仍试图挽留，但也无济于事。但实际上，这种想法并未真正改变文璧的生活，没几年之后，他就在济南去世。或许是长期的精神折磨，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埋下了病根，损害了他的健康。

　　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当李提摩太乍听到“上帝选错了人”这句话时，他的心头是否曾泛起一阵感同身受的波澜？我们已无法知道。精明的李提摩太在追忆里没有记录下一丁半点的犹豫，而只是宣称自己虔诚地劝告文璧，并批评他的这位朋友“错误地理解了神学教义”.然而，他不愿说，并不代表他会忘记。他始终都比我们更加清楚，这些洋教士万里来赴，行走在中国的土地上，是如何在深夜拖着病重的身躯栖身于破庙，企盼天明那一缕温暖的阳光，又是如何蜷曲在房间的角落，听外边投来的石块如雨点般砸在屋顶之上。他不说，但他始终都比我们更清楚，任凭他们如何憧憬东方子民分享上帝之荣光，也无法淡忘，背后这些抹不去的泪水与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