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每个人都能想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也不是每个地方豪强都能听从“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建议的，更不是每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都能成功的。
　　
　　能想到的也就那么几个人，如毛玠、沮授与荀彧等。曹操早在192年就认可了毛玠的这个建议，更于196年在荀彧的坚持下迎汉献帝并迁都于许；袁绍最终还是未能听从沮授在195年提出的这个建议；
　　
　　但是，假如袁绍听从了沮授的这个建议，果真将汉献帝迎接到邺城，而后也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呢？根据袁绍的个人性格才能与为人处事的方式，其结果可能有以下几种。
　　
　　第一，袁绍“繁礼多仪”“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可说明袁绍崇尚而畏惧名义，重视而钓取声誉，那么，袁绍很可能会一直尊奉汉天子而延续汉朝的国脉，他先人已经是“四世五公”，到他就是五世而六公了。不过，如此一来，袁绍一定很难受。尊奉非己所愿，但名义声誉又压死人。
　　
　　第二，袁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是非不可知”，可说明袁绍限于个人的才能和智慧而难以分清是非，而可能会听信谗言，而可能会诛杀无辜。
　　
　　据史料记载，195年张超被曹操围困在雍丘，张超认为当时唯有臧洪这个“天下义士”才能救他，时任东郡太守亦是袁绍属下的臧洪“徒跣号泣，从绍请兵，将赴死难，绍不许；请自率所领以行，亦不许。”而后雍丘溃围，张超自杀，曹操夷灭张超的三族。于是臧洪怨恨袁绍，而且“绝不与通。绍兴兵围之，历年不下。”最终，城破被杀。臧洪的同乡陈容义正词严责骂袁绍，“仁义岂有常，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今日宁与臧洪同日而死，不与将军同日而生也！”于是，陈容也被诛杀。当时在座者无不叹息“如何一日杀二烈士！”此事只能说明袁绍是非不分，更不是一个仁义为先的君子，不能让一个愿为仁义而死的人去救援他的朋友而舍身取义，反而胡乱地诛杀。
　　
　　第三，袁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可说明袁绍依然是一个任人唯亲之人，那么袁绍就可能会做个梁冀，就会大封其亲戚子弟为七公八侯，然后把持朝政而杀戮异己，如此则会失去士心民心，被其他地方豪强以“清君侧”为名而讨伐。
　　
　　第四，袁绍可能会谋杀汉献帝，自己开创袁氏王朝。
　　
　　199年春，袁绍攻灭公孙瓒，完全占有了冀州等四州之地，于是“心益骄，贡御稀简”；主簿耿包“密白绍，宜应天人，称尊号”，建议袁绍称帝；袁绍很得意地将这件事告知给僚属们，结果没想到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耿包妖言惑众应该诛杀，最后袁绍很无奈地杀掉耿包。在那个非常混乱的时代，诸如袁绍这样的豪强们都有中原逐鹿的想法或志向；袁绍自然也不例外！
　　
　　第五，如果袁绍也能重用贤能之人而使朝政稳固，他也只能拘束于这四州之地。
　　
　　凉州从事杨阜曾比较过袁绍与曹操，评价袁绍为“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后事，终不能成大业”，袁绍在政治上匮缺先见，在军事上只能“后事”，他只能消灭像公孙瓒那样的志向短浅又自掘坟墓的人，他无法消灭像曹操、孙权这样的枭雄。他谋士众多却难辨是非，他无法判断到底是沮授与田丰的建议高明，还是郭图与审配的建议低浅，因此他只能如郭嘉所评价的那样，“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机也。”
　　
　　第六，即使他听从了沮授等人的“庙胜之策”，在政治与战略上占得先机，袁绍也很难去三分天下更别说去一统天下了；因为他未能“屯田”，彻底解决要不断征战的军队的粮食问题。
　　
　　司马光在编纂《资治》时采用了《魏书》中关于屯田的说法。据《魏书》记载，汉灵帝中平年以来，天下混乱分裂，百姓无法从事农业生产。那些地方豪强们纷纷起兵但都严重缺乏粮草，甚至没有一年的军粮储备。“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比如袁绍在黄河之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之间“取给蒲赢”，意思是袁绍的军士有时只能靠吃桑椹度日；袁术的军士以蛤蚌为食。然后司马光综合其他资料，记述了羽林监枣祗请求建立屯田制度，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就直接委任枣祗为屯田都尉，委任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然后召募百姓在许都周围屯田，收获谷物一百万斛。于是州、郡依照规定设置主管屯田的官员，各地存粮都装满了仓库。所以曹操出兵征战四方，无须运粮的劳苦，便能兼并各地方割据势力。《资治》记述曹操于赤壁大战失败后，208年7月出军合肥之时，还在寿县“开芍陂屯田”；曹操征讨陇西马腾、韩遂的大战，亦是依靠河东太守杜几源源不断的军粮供给。当然，这发端于毛玠当年给曹操的建议，毛玠不仅让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还让曹操“修耕植以蓄军资”。
　　
　　而袁绍没有谋士提出如此深远的谋略，自己更是意识不到这一点对其霸业的重要性。可以说，无“屯田”，解决不了千军万马的粮草问题，就是袁绍“挟天子以令诸侯”又能怎样呢？！
　　
　　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过，但董卓过于残暴，不仅贪财贪色贪权，也不懂得招揽重用贤才，他在郿县筑坞，甚至就称郿坞为“万岁坞”，更何况那时民心思汉，因此天下人皆叛。王允假吕布之手诛杀了董卓后，又不自量力，骄傲自大；而酿成李榷、郭汜（他们是董卓的部下）之乱。李、郭等人在贾诩的鼓动下，攻占了长安，诛杀了王允等人，史载“吏民死者万余人，狼藉满道”，然后李、郭二人也“挟天子以令诸侯”了。可惜，他们只会争权夺势，互相防阂与剿杀，天子只不过是他们眼中的工具；还有后来的杨奉等人，也曾这样干过，但都以失败告终。
　　
　　当然，还得是让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吧，抑或“挟天子以令诸侯”。正如当时还是袁绍部属的崔琰所说“天子在许，民望助顺”。袁绍未能听从沮授之建议，一旦曹操去做了，袁绍又生出无限多的后悔之意。196年8月左右，曹操迎天子到许都；10月就以汉献帝的名义下诏书责备袁绍“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但擅相讨伐。”袁绍尽管破口大骂“曹操当死数矣”，但也只能上书“深自陈诉”。后来，诏书不断，对袁绍是个大折磨，据史书记载“袁绍每得诏书，患其有不便于己者”，可说袁绍都有很浓重的心理阴影了。
　　
　　曹操有野心，但对汉献帝尽管内行严防却也外示尊崇，征伐必举天子之大旗，名正才行顺吗！但即如聪明果断如曹操者，也有害怕的时候。汉献帝自从来到许都，只是“守位而已”；建安十九年即公元214年，曹操因为一些事情需要向汉献帝禀报，献帝也害怕，便说“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意思是你若真心辅佐便你我都好，若不能，希望你格外施恩放了我吧。曹操一听，大惊失色而“俯仰求出”，因为按照旧仪，三公朝见天子之时，两旁有“虎贲执刃挟之”，曹操出来以后，“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复朝请”了。
　　
　　尽管我们很多时候都笼统地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有意思的是，192年毛玠的提法是“奉天子以令不臣”，195年沮授的提法才是“挟天子而令诸侯”。前者仍然是尊奉汉天子，去惩罚那些“不臣”的人；这正如后来荀彧所说的，让曹操学晋文公护卫周襄王或汉高祖“为义帝缟素”，这样才能“诸侯景从”“天下归心”；而曹操正是一个畏名义只做周文王的人。而沮授却赤裸裸地让袁绍将天子当做攻伐诸侯的一块招牌而已，所谓“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这是司马光采用《献帝传》的说法，而据《三国志·袁绍传》所记载的沮授的建议是“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复，降伏），以此争锋，谁能敌之？”袁绍当时很高兴“此无心也”，但最终还是未能听从沮授这个建议。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袁绍不会“挟天子而令诸侯”，而是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或“挟天子以令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