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政治，从来就只跟着孔儒“讲礼”，而不知道人类还需要“讲理”。人而不讲理，其实就是失去了人性，是没有人性的人。中国政治不讲理，实质上即是中国政治没有人性。所以，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政治人，基本上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丧失人性。关于这一点，人们很容易从中国的历史记录之中，尤其从中国的政治历史的记录之中获得大量的证明。而中国的历史实际上也即是中国政治人的历史。
　　
　　中国人号称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明”，然而中国人更愿意称自己的国家为“仁义之国”、“礼仪之邦”，所以很显然，中国人所谓的“文明”，指的全都是他们的那些所谓“仁义”和“礼仪”的东西了。然而这些东西其实全都是孔儒传统惟一“讲礼”而完全不“讲理”的东西。说白了，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的所谓“文明”的内核，明明白白地全都是孔丘及其儒家的只“讲礼”而完全不“讲理”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了。然而，让中国的政治以及中国的政治人丧失了人性的，也恰恰正就是这个孔丘及其儒家传统的只“讲礼”而完全不“讲理”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现在我们不妨来请问一下，孔儒的“仁义”和“礼仪”能够称作是人类真正的文明吗？
　　
　　按照我的《人学》的理论，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回答，不能。实际上，自从中国人遵循了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人历史中的“文明”就已经彻底地死去了。纵观世界全部人类的历史，实际上最初也就只有西方人类的历史之中具有一点点人类“文明”的曙光，而其他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则基本上全都难以称得上具有“文明”的可能。所以可以说，今天全人类的“文明”实质上全都是从西方人最初的那么一点点“文明”逐渐发展、进化和扩大而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其实早就已经做出了回答。我的答案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历史能够称作是“文明的”历史，其先决条件是，在该国家或社会的思想史之中，产生了，并始终坚持了某种关于“人人平等”的信念的理性的内涵；反之，如果根本就没有产生过，自然也更不可能坚持过某种关于“人人平等”的信念的理性的内涵，那么这个国家或社会的历史，便没有可能被称作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我因此可以断言，中国人的文明史是从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之中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之后才开始的。这是因为，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才真正具有了比较明确的“人人平等”的信念了，而“孔家店”却是灭绝“人人平等”信念的中国历史之中的最重要的标志。
　　
　　实际上我今天文章的问题还并不只是问中国历史是否“文明史”的问题，而是一个比这还更基本的问题，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有人性吗？我的回答是：没有。为什么说关于人性的问题会比关于文明的问题还更基本呢？这是因为政治的有没有人性，应该是国家或社会有没有文明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最大前提。如果说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政治居然没有人性，也即是说这个国家或社会的政治根本就不可能讲理，那么关于它的历史是否文明的问题其实就根本问都不必问了：必然是不文明。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有产生关于“人人平等”信念的理性内涵的任何的可能了。没有这种可能，也就没有产生文明历史的可能。
　　
　　我的这个断言在中国的同胞们之中，是得不到多少人的赞同的，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根本就不习惯讲理，不仅上层统治者不讲理，中国的老百姓特别中国的文人们也同样不讲理。这样一来，在中国自然就不可能会有任何的涉及真理的理论可言，没有任何涉及真理的理论可言，也自然就不可能会有多少人能够理解我的上述的所有的判断。更重要的是中国人习惯讲礼，即习惯于讲人与人之间的永远呈现不平等的等级必须性的“礼乐”的习俗。跟中国人讲理，尤其讲“真理”，几乎等于跟“壁”呵气。正是因为中国人不讲理，所以我的对于孔丘及其儒家的完全以“讲理”的方式所进行的“批判”，几乎等于“白费”，甚至特别反对我的人，还尤其包括那些颇有“中国文化”知名度的人们。
　　
　　我要告诉我所有亲爱的中国同胞们的是，没有人性的政治，必然导致没有文明的历史。其中与“讲理”的理性之间的逻辑关系，绝对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因为政治不讲理，其实就是没有任何理可讲，而惟一只能讲“力”，什么“力”？暴力，以及以暴力为基础的势力，威慑力，压迫力。至于中国人的跟随孔儒的“讲礼”，则纯粹是为“讲力”打掩护，搞欺骗。中国统治者的“讲礼”，其实质上本身就是对于老百姓不折不扣的“欺人太甚”。依然是老子说得非常正确：“夫礼，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先礼而后兵”。请大家注意，这里绝对不是“先理而后兵”，而且，如果真正是“先理”，则反倒可以不必“后兵”了。可见，中国统治者的“先礼而后兵”本身，即是早就准备（特别是对老百姓）“用兵”了。
　　
　　中国的政治领袖们经常会说出一些可能令全世界都感到非常吃惊的话来，例如慈禧曾说过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在慈禧的眼里，老百姓实质上不是人。据说有某位政治领袖曾发过如此的狠话：“杀他二十万，稳定二十年。”还曾据闻有一位政治领袖说过，准备牺牲多少个亿（中国人），解放全世界。我在这里并不是一般地想要谴责谁，而是想要告诉我所有亲爱的同胞，中国传统的政治人，确实比较而言缺乏最起码的人性。很显然，上面例举的话语，一般西方的政治领袖们是说不出口的，一则是不敢说，其次更多的是，他们的价值观也绝对不会允许他们如此地说。我甚至可以认定，即使是德国法西斯的领袖希特勒，他也绝对不可能说什么宁可让自身的德国人牺牲多少千万，而去做一件什么事。
　　
　　问题的根本在哪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在中国儒家的传统文化根本就不是一个“讲理”的文化。不讲理，而只讲礼，讲下面对上面的服从，讲弱者对强者的服从，如果不能服从，就只讲“力”。如果中国的统治者们真有“力”的话，中国的老百姓就该倒霉了；而如果中国的统治者真无“力”的话，则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就该倒霉了。所以中国的政治结果，几乎总是：对内“殃民”，对外“祸国”。考察全部中国历史，包括近现代中国政治的历史，结果几乎都是如此。
　　
　　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外交”，无论对方是大国还是小国，中国几乎全都会自愿“吃亏”。仔细分析，这仍旧是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不“讲理”而只“讲礼”的结果。特别是在关于中国国家“版图”的问题上，“讲礼”而“不讲理”的中国（汉人）政治领袖们对外总是那么“大方”，例如无论蒋介石，毛泽东，全都放弃要求日本战争赔款，这就是非常明显的事例；而对内却又总是那么“吝啬”，政府的财富是很难用于中国的老百姓的。如此一来，最终真正苦了的还是中国的老百姓。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的“闹饥荒”，据说饿死了数千万人。可是中国政府却宁可让老百姓饿死，也决不开仓放粮，据情报，中国当时的粮仓其实全都非常充实。更不可理喻的是，尽管救不了中国的饥民，却仍旧非常大方地赠送给了某些外国多少多少吨的粮食。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够不令中国的老百姓寒心呢？我所要说的并不在于要特别地“谴责”或“诅咒”谁，而是在于质问：为什么中国传统的政治人物面对自己的同胞，几乎全都是如此地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呢？
　　
　　我今天要说的问题非常清楚，这绝对不是一个两个具体“人”个人自身的问题，而是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普遍地只“讲礼”而不“讲理”的历史之“根”上的问题，这个历史之“根”早就已经决定了中国人的政治，必然是严重地丧失了人性的政治。或者更明确地说，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儒家传统的政治，从来就是一个严重地丧失了人性的政治，无论任何人参与这个政治，他最终都将必然会堕落成为一个严重地丧失了人性的中国政治人。所以，中国问题的关键，还真是在于这个传统的只“讲礼”而不“讲理”的历史之“根”的问题之中。
　　
　　一旦中国人全都开始真正地可以“讲理”了，尤其是进入了上层政治领域的中国人全都开始真正地可以“讲理”了，我就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什么实行《宪政》的问题，什么打开“言禁”的问题，什么诸如此类的一切有理可讲的等等等等问题，它们还能够继续成为中国严重的问题吗？我带着巨大的希望，等待着中国的政治人们全都终于可以开始“讲理”的这一天的到来。（201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