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勇猛的契丹民族为何人间蒸发?为避穷追猛打的金兵之锋芒，天祚帝收拾了金银细软，在保镖、后妃拥护下，一溜烟儿地逃出居庸关，去漠北草原流浪。他抛弃了燕京的臣民。留守的文武百官感到寒心了，于是推选南京军政长官耶律淳(兴宗之孙)为新君，号天锡帝。内忧外患，使天锡帝继位不久，即一命呜呼。治国抗敌的重担便落在其妻萧后肩上。萧太后，正面临着双重不幸：自己家庭的悲剧和整个国家的悲剧。还必须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同时抵抗两个敌人：联手合围、欲将辽置于死地的宋与金。江河日下的辽，此时已真正是“孤儿寡母”之邦：一位寡妇苦苦坚守着一座摇摇欲坠的孤城。腹背受敌。天仿佛就要塌下来了。命运简直要把所有的苦难都强加在一个女人身上。在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时，辽之精锐部队常胜军又集体哗变，反戈一击。其将领郭药师引导宋朝大军打进了南城门，激战于悯忠寺(今法源寺)，要求萧太后投降。萧太后拒绝了。萧太后穿着丧服督战，表情冷峻，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军阀混战的五代十国时期，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于长城外坐山观虎斗的契丹族，扮演了渔翁的角色。契丹主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建立辽王朝，对一墙之隔的幽州(今北京)垂涎三尺，曾倾巢出动，亲率三十万兵马跨越燕山强攻，而未得手。他并没有死心。幽州城下有一唐代旧庙，因供奉大悲观音菩萨像，称作大悲阁。传说辽太祖遥指白衣观音像说：“我梦神人叫送石郎为中国帝。”所谓的石郎，即后晋太原节度使石敬瑭也。
　　
　　石敬瑭谋反称帝，不得不借助外族的力量，一直对契丹主暗送秋波。开出一张“空头支票”：许诺割让包括幽州在内的燕云十六州,以这份厚礼，获取“友邦”的护佑。不仅如此，他还厚颜尤耻地自称儿皇帝，摇尾乞怜。清泰三年(936年)，中原朝廷调集平叛大军围剿晋阳，命幽州刺史赵德钧西进，断其退路——辽太宗耶律德光见有利可图，当然不会坐视自己的“干儿子”覆灭，火速增援。
　　
　　赵德钧属墙头观望派，亦想从乱世中谋私利，派人跟辽太宗谈翔，表示自己同样愿做儿皇帝——可惜他列具的酬劳比石敬塘小气多了。契丹骑兵不甘作如此廉价“雇佣军”，依旧器重石敬塘的傀儡政权，大刀阔斧解太原之围。
　　
　　赵德钧既违背君命，坐失截击契丹援军阻挡其与石敬瑭会合之良机，又未能跟耶律德光谈成“买卖”——里外不是人。投机者小算盘彻底打错了。最后只好举手投降。契丹人马兵不血刃地占领幽州，并且席卷燕云十六州。“穷大方”的石敬瑭，为争王冠不惜牺牲民族利益，乖乖交出被割让的州府图籍，以象征成交。
　　
　　赵德钧作为降将，远赴辽上京临潢府拜见太后，摆出一副讨好的嘴脸：“尽以一行财宝及幽州田宅，藉而献之。”太后冷冷地问：“田宅何在?”老赵未听出弦外之音，态度仍很踊跃：“俱在幽州。”太后大笑：“属我矣，又何献也?”接着痛快淋漓地把眼前这只让人瞧不起的“落水狗”嘲讽了一把：“汝欲为天子，何不先击退吾儿，徐图亦未晚。汝为人臣，既负其主，不能击敌，又欲乘乱邀利，有何面目复求生乎?”老赵面红耳赤地告退。不久即一命呜呼于草原。
　　
　　契丹虽厌恶墙头摇摆、立场不坚定的赵德钧，后来还是不曾亏待其子赵延寿。会同元年(938年)升幽州为陪都，号南京。首任地方官即赵延寿：“领南京留守封燕王，总领山南(燕山以南)事。”辽王朝很善于运用“蕃汉并行、自成体系”的“民族政策”：以契丹制治契丹人，以汉制治汉人。首当其冲的赵延寿，甘心为虎作伥，把南京管理得井井有条。契丹主对自己亲手扶持的“大管家”很满意，南巡时大驾光临赵宅，以资鼓励。小赵卖身求荣，热烈吁请辽兵南侵中原，表示愿赞助粮草刀甲，愿作急先锋。有人说：小赵是在与后晋石重贵(石敬瑭之子)争当“孙皇帝”,真正继承了乃父遗风。这种走狗作风后来一直遗传到日军侵华战争中“鬼子翻译官”及汪精卫之流身上。
　　
　　小赵，是辽南京“伪军”之头领。不仅负责警卫、保安，还主管财政、运输、户籍。权倾一时。当然，首都的中央机关发来“红头文件”，必须严格执行上传下达。另外，皇室人员每年来南京避寒或巡察，也要曲意奉承、隆重接待……
　　
　　据方彪著《北京简史》记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京郊南苑有“考古新发现”：赵德钧与妻种氏的合葬墓。“墓室为‘三进六耳’规模庞大，陪葬品豪华惊人，墓室壁画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奢侈生活。赵德钧死于草原，此墓系赵延寿重返幽州后所建。赵氏家族被北迁草原时，幽州财产尽失。重返幽州后不久即能在战争环境中建造如此豪华的墓穴，足见其根基之深厚。赵氏家族短期内重振，说明赵德钧在幽州十几年的经营，确实造成了一定影响，形成了特定的地方势力。否则契丹也不会对赵氏前倨而后恭，利用赵延寿稳定幽州动乱的政局。”因未能亲眼目睹挖掘出的实物，只好原文照抄，供读者诸君与我一同想象：小赵是如何将老赵的遗骸迁葬故土的，如何在燕京郊外为乃父择选风水宝地、大兴土木的…
　　
　　老赵藏匿于九泉之下的阴魂，重见天日，是否仍然感到挺没面子的，挺不好意思的?无颜见江东父老?真快呀,眨眼之间，就是一千年!
　　
　　被石敬瑭这个大倒爷转手出卖的燕云十六州，一直是中原王朝的一块心病。实在让人舍不得。尤其自古即为边防要塞的幽州，沦落敌手，无异于门户洞开。长城顿时显得虚设了。游牧民族尽可以此为桥头堡，挥鞭南下，捣内陆之心窝。
　　
　　正因有唇亡齿寒的危机感，后周世宗于公元959年亲率北伐军运河而上，收复关南三座州府，本想造桥后渡拒马河直逼幽州，可皇帝偏偏在这节骨眼上生病了，只好到此为止。
　　
　　第二年，一位叫赵匡胤的将军，奉新上台的七岁小皇帝之命，再次征辽。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出开封不远，便在陈桥驿发动了兵变：赵将军黄袍加身，摇身变作宋太祖。
　　
　　宋太祖同样很挂念并人契丹版图的燕云十六州。他幻想跟契丹再做一回买卖，以金元为炮弹，回收失地。于是拼命攒钱，疯狂制币，恨不得让全民皆商，扩充国库。为鼓励老百姓大干快上、提高工农业生产总值，他提出一条爱国主义的口号：“俟满五百万，当向契丹赎燕蓟。”有了宏伟目标，财政收人扶摇直上。在这位拜金主义者眼中，没有什么不可用金钱收买,关键是要早日搞到更多的钱。
　　
　　臣下提出疑义：假如契丹不愿意，把燕云十六州当作“金不换”的无价之宝加以捍卫，可怎么办?宋太祖瞧了瞧胜利在望的财务报表，豪爽地一挥手：那就打呗!“我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人头。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他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存钱似乎比练兵更重要。所以他直到老死，还在忙着储蓄，积累财富。真是钻进钱眼去了。也许他是一个称职的经济学家，却缺乏汉唐军事家之霸气。他一厢情愿地规划：若干年之后，使燕云十六州回归祖国的怀抱，要把防线推进到长城古北口一带，驻扎重兵，永保平安……事情绝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
　　
　　继承其遗产与遗志的宋太宗赵光义，于公元979年围剿幽州，攻多日而未克。两军选择高梁河畔(今西直门外)进行大决战，宋太宗亲自担任前敌总指挥，悬赏百万，此举刚刚奏效，不巧的是，一代猛将耶律休哥率生力军自草原赶来，给苦苦撑持的辽军打了一针强心剂。宋朝将士也不贪图那点奖金了，保命要紧；丢盔卸甲抱头鼠窜。一口气溃退数十里都未打住。耶律休哥血染战袍，却“轻伤不下火线”，身先士卒，策动剩勇追杀穷寇，砍下了无数人头。
　　
　　高粱河一役，是宋军的滑铁卢。“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估计还脱下龙袍，化装成农夫一类。更尴尬的，是他屁股上中了一箭，血流不止(据传十八年后，宋太宗因旧创发作而驾崩)。即使可以忽略士兵阵亡数目，这一箭对他本人的教训，够深刻了：有再多的金银，也保全不了血肉之躯。
　　
　　为报一箭之仇，宋军第二年复攻辽，又重蹈覆辙。这回宋太宗学乖了，远远地躲在后方遥控。他再也不敢置身于敌人的射程之内了。
　　
　　宋雍熙三年(986年)，太宗还不死心，发动第三次围剿一史称“雍熙北伐”。其时辽景宗驾崩，圣宗年幼无知，由萧太后说了算(辽王朝“垂帘听政”的故事)。出于投机心理，宋军三十万人马趁火打劫，突袭这“孤儿寡母”之邦。兵分五路：“第一路自保州(今保定)进攻涿州，第二路自雄州沿拒马河北上，这两路是攻打燕京的主力军。第三路自唐河谷进攻蔚州，第四路出雁门，进攻云、朔。目的在于插入敌后，切断辽军由大同(辽西京)对幽州(辽南京)的增援。这两路的主将是潘仁美，副将是号称杨无敌的杨继业。第五部是水军，抢占辽西走廊，防止契丹自腹地调集援军由榆关南下，沿海滨驰援燕京。五路大军的总目标是会师蓟城之下，夺回幽州故地。”(引自《北京简史》)构想得堪称尽善尽美，可惜计划不如变化。
　　
　　辽南京的现任留守正是那位谋勇双全的耶律休哥。他在幽州城外打起了游击战，不仅坚壁清野，而且专门偷袭宋军运输粮草的车队——弄得大宋远征者饥一顿饱一顿的，就差挖野菜嚼草根了。饥肠辘辘，又如何有破城攻坚之力气?而萧太后亦非头发长见识短的平庸女流，临危不惧，自草原深处驱动所有能战之士，日夜兼程，火速增援南京。她本人甚至怀抱幼子(圣宗)，亲临前线，像母狮一样怒吼，以示鱼死网破之决心。是的，对于她与她的子民来说，南京简直比生命还重要——这是一座血肉之城、尊严之城。
　　
　　果然，连败三局之后，宋太宗终于心灰意冷，闭口不提“解放”燕云十六州之事，转为全线防御：高筑墙，深挖沟，广积粮。一场古老的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