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青楼，大抵沿袭唐制，有官妓、营妓、市妓之设。京师官妓隶籍教坊，地方市妓属州郡管辖，名为“乐户”。南渡以后，体制稍变。《梦粱录》云：“绍兴年间，废教坊职名，如遇大朝会，圣节，御前排当及驾前导引奏乐，并拨临安府衙前乐人，属修内司教乐所集定姓名以奉御前供应。”

　　营妓，据说始创自汉武帝，“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唐五代均有营妓，至宋代，营妓服务的对象已扩展到军营以外，《宋人笔记》有关地方官吏狎妓的记载历历可见。

　　宋代城市经济发达，除都城汴京、临安外，东南沿海地区的广州、泉州、杭州、温州等均是贸易繁荣的良港商埠。内地的扬州、真州、楚州、江陵等城市则是内河航运的要冲，皆市肆罗列，人烟辐辏，舞榭歌台，遍布街衢。北宋都城开封“处四达之会，故建为都，政教所在，五方杂居。”它的建构不同于唐代长安的城坊制，长安全城共有108坊，坊间有门相通，夜晚关闭，遂相隔绝。汴京则自宋太祖时，即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后夜市不禁，以后又废除了坊厢制，使商业活动得以在更长久的时间，更广阔的空间中进行，这些措施无疑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街市货卖之盛，上至“金银彩帛交易之所”，下至“粥饭点心”，“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靡不备具。而“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

　　城中商贾工匠，各有专司，分行列市，有条不紊。如潘楼街南之“界身巷”，“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至于娱乐全城官僚士庶的燕馆歌楼，勾栏瓦舍更是人烟浩攘，箫鼓喧空，把东京城的繁华推到了顶峰。

　　《东京梦华录》全书共有19处提及城内外娼楼妓馆，这还不包括宫廷教坊，杂戏女乐。如曲院街，“向西去皆妓女馆舍，都人谓之院街。”；如朱雀门外“东去大街、麦秸巷、状元楼、余皆妓馆。”，“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亦妓馆。”；又如旧曹门外“下桥，南斜街，北斜街……两街有妓馆。”；又如牛行街、鸡儿巷、相国寺北小甜水巷、景德寺前桃花洞、金明池西道者院前，皆有妓馆。

　　又“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廓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谓之札客。”妓院的规模、数量、分布情况，较之唐代长安显然有了长足的发展。

　　南宋都城临安，占东南地利之盛，“山水明秀，民物康阜”，繁华“视京师（按指汴京）其过十倍矣。”

　　隋、唐之际，南北经济就已出现倒转之势，韩愈曾说过：“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宋至南渡，更使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由北方的汴、洛流域移于东南沿海，当日柳永所赞叹的钱塘“参差十万人家。”至南宋时已激增十倍。临安城内沟浍纵横，街衢栉比，名园曲池，琳宫梵宇，夹湖斗胜，相映生辉。酒楼市肆，瓦舍勾栏之盛，远非北宋的汴京可比。《东京梦华录》提及汴京城内外的瓦子共有8座，而《武林旧事》所记载，杭城已有23座之多，最大的北瓦，内有勾栏13座，各种杂剧散乐，说唱角抵萃聚其中，往往通宵演出不辍。至于妓院娼楼更是遍布全城，规模数量不仅超过了汴京，而且连营业方式，也形成了固定的程式。

　　《武林旧事歌馆》云：“平康堵坊，如上下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清河坊、隔和坊、新街、太平坊、巾子巷、狮子巷、后市街、荐桥，皆群花所聚之地。外此诸外茶肆、清乐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及金波桥等两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凡初登门，则有提瓶献茗者，虽杯茶亦犒数千，谓之‘点花茶’。登楼甫饮一杯，则先与数费，谓之‘支酒’，然后呼唤提卖，随意置宴。赶趁、祗应、扑卖者亦皆纷至，浮费颇多。或欲更招他妓，则虽对街，亦呼肩舆而至，谓之‘过街桥’。前辈如赛观音、孟家蝉、吴怜儿等甚多，皆以色冠一时，家甚华侈。近世目击者，惟唐安安最号富盛，凡酒器、沙锣、冰盆、火箱，妆合之类，悉以金银为之，帐慢茵褥，多用锦绮。器玩珍奇，他物称是。下此虽力不逮者，亦竞鲜华，盖自酒器、首饰、被卧，衣服之属，各有赁者。故凡佳客之至，则供具为之一新，非习于游者不察也。”

　　宋代青楼的奢华排场当然是针对着全社会的侈靡享乐之风而设，而这种风气的形成，实肇端于北宋。宋太祖感于唐末、五代藩镇擅权，朝纲倾圮的殷鉴，秉政之初，即削夺武臣兵权，劝他们“多积金帛田它，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而且优礼文臣，广开科举，宋季士大夫秩禄之厚及科目取士之多，均非唐人所敢望。

　　结果是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庞大臃肿的官僚网络，为适应这一网络中人的不时之需，当然就需要有一个更为庞大的官私妓女队伍，这也就是宋代的青楼较唐代发达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