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撰写近代史类著作，常用到一个词叫“侧面”，例如鸦片战争的侧面，曾国藩的侧面，等等，那是史述者看待的侧面。其实，在清末这个特定的古旧封建进入近代的时代里，当时人们就是这样“侧”着看待同一件事情的。
　　
　　在禁烟及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信奉“夷船之尊法者保护之，桀骜者惩拒之。”他区分开了鸦片走私的外国奸商和正常流通贸易的外国商人。但是，林则徐的主张在道光皇帝那里就变味了。道光上谕说：“同是一国之人，办理两歧，未免自相矛盾”。道光既在斥责则徐因人而异，又在质疑英国这个蛮夷国家的夷人不遵夷国政府调度、各行其道的野蛮经商行为（以皇朝固有认知的道光个人认为），谕令一视同仁，停止所有英国人在华贸易。这种对英国政府“允许鸦片买卖”的不理解，林则徐也不是没有。他在交由英国商人带给英女王的信函中就申张了大清政府严禁鸦片的正义性，要求英国女王严厉管束英国人。按林则徐的说法是，商人不听政府（国王），还要王法干吗！显然，这是两种社会传承制度理念产生的侧面。后来英国议会政府以9票微弱优势发动了战争，它和中国传统的常用词（唯国王）“令行禁止”侧面不同。
　　
　　鸦片战争由禁烟引发，而历史事实是，禁烟只是一个导火索（前辈历史学家吕思勉说“中西启衅，名为烧烟，实因商务”。成书于道光三十年的《中西纪事》说：“衅端之原于互市，而非起于鸦片也”）。英国军舰战火烧到天津海口之际，英军开出的六项条件是：一，赔偿拖欠货价；二，五口通商；三，中英官交际礼用平行；四，赔偿军费；五，不以英船夹带鸦片累及岸商；六，尽裁撤洋商即经手华商浮费（引自吕思勉《中国近代史讲义》）。单由禁烟引发的英国侵略者的种种越界要求，为朝廷官僚包括道光皇帝所至为不解。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定是林则徐把禁烟搞砸了，为被禁商人“平反昭雪”（即现代有史学者理解的禁烟扩大化）、撤林则徐官职是清廷必然的行为。禁烟是正义的，英国种种要求荒唐至极，予以否定及再战便成了结果。由于对外不理解而认为外国人别有险恶居心，几乎充塞在整个清末阶段的清廷对外思维中。这是清廷侧着身子看待当时列强的世界殖民侵略战争行为。
　　
　　夷人（英国军舰）投书，地方大吏不得接收（接收有失天朝大国体统，得符合天朝官制等级逐级上递），这是清廷天朝一贯的对外政策。但英国舰队在北上途中投书给沿途浙江巡抚乌尔恭额，遭到拒绝，后来英舰直扑天津海口，震动京畿，却成了乌尔恭额革职的罪名。后人相信，道光皇帝和乌尔恭额都是侧着身子看待英舰投书这一事件的。英国舰队到达天津海口以后，道光皇谕指明哪里发生事端去哪里解决。对这一解决方案，道光皇帝和英军全权大臣懿律也是各自侧着身子看待的。不同的看待侧面，得出了不同结论，再战便成为必然。
　　
　　把英国舰队“羁縻”回了南方、被道光皇帝称赞为一言退英军的直隶总督琦善“钦差”去了广州（清廷“钦差大臣”和英国“全权大臣”两词已有着不同侧面）。琦善对外羁縻和林则徐对外反击，肯定也是对待同一英军侵略事实的不同侧面。有近代史研究者认为，把“许开广州、让香港”的罪责全然归咎有对外羁縻思想的琦善，也不尽是事实（后来又归咎给后任耆英，遭致咸丰皇帝处耆英奸臣卖国死罪）。但英强清弱、大炮对弓箭的事实使琦善的羁縻走向了英军的侧面，琦善不能不为这个侧面的结果承担后果，就像不久前的林则徐一样。
　　
　　清廷任命皇亲奕山为靖逆将军，及当朝著名老将（对内镇压）杨芳率清军赴广州与英军作战。杨芳以毒攻毒的“粪桶战”失利而坐困广州城内。奕山以大胜战报奏于道光皇帝(实际是羁縻答应和谈后英军退出了广州城），根据当时十三行行商伍怡和提供情报，英国“欲得通商”，建议“姑抚之，图收回险要”，并把答应英军赔款600万元军费改称“偿还货款”。这里出现了三个侧面：伍怡和认为，奕山认为，道光皇帝认为。尤其是，道光皇帝至为不理解，既然大胜英军，何不乘胜再战、彻底干净歼灭侵略者？身在皇宫中的道光只看见了奏报，没有看见奕山所遭受到的炮击，更看不到奕山奏报背后的对上策略，也是一种羁縻。奕山对英军的羁縻只走向了侵略者的侧面，而对皇帝的羁縻颇具成效。虽广州陷落，但赔款、通商是后来的事实之二，道光皇帝也不得不依顺了侵略者的要求，签订《南京条约》。奕山后来位至黑龙江将军。
　　
　　《南京条约》签订之际，大清皇权政府避而不谈战争导火索鸦片走私贸易问题，而英军全权大臣璞鼎查（懿律已因病回国）却提到了“征税”事宜，最终不了了之。这也是两者看待同一事情的不同侧面。当代有近代史学者生动地把当时中外人们各自的视角侧面比作“鸡同鸭讲”。
　　
　　中国以鸦片战争载入了史册，英国以贸易战争载入了史册，两者都有了“正义”的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