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权是什么，这是人类历史自古至今的老话题。或者说，人类社会至今没有突破人人拥有利权，即利权面前人人平等的历史命题。身处于任何社会中的人们大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权力保护强者和富者。以这样一个事实推断作为前提，可以去解读近代中国清末政府与列强侵略者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史述把“不平等”作为了一种定论。但是，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贸易“子口税”为例，洋人外商从内地收购土货出口，只需一次性交纳25%的“子口税”，便可以“遍运天下”，而中国商人的国内异地贸易，却必须“逢关纳税，遇卡抽厘”，层层盘剥。这种后人所述的“不平等”，是立足于中国民间商人和受各列强国保护的外商的比较上；但就清政府各级官吏和外商的比较上，他们在贸易上的获利性是平等的。撇开官僚体制国内权力获利性而言，史料记载很清楚，大清朝“国旗”（或说官家标志）的诞生，便缘于“官商”和“民商”在内河贸易遭遇关卡不同待遇的区分上。再者，史料记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其后数十年，列强所谓“修约”的“不平等”层层加码，清政府难道没有维护“中外”平等的时间和空间？这是说不通的。根本上说，传统皇权的性质决定了它本质上就是保护强者和富者的（列强很富），它无论中外。清政府这种强强勾结，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它把国内人民驱向了对立面，也驱向了买办。这几乎就是清末社会走向的两种大势所趋。后人的史述，自作多情地把清朝统治者拉向了清末民间遭受的“不平等”，一会儿立足中国，一会儿立足清政府，一会儿立足中国人民，这是这种史述的不足。它有着把两者（国内矛盾）混为一谈、难于说服读者的模糊认知。这是偏颇的，是没能揭示历史真相的。这也是传统史述纵向性发生褒贬反复轮回的原因。
　　
　　同样，清末“治外法权”也是如此。现在很多近代史学者根据史实揭示，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钦差大臣耆英等人和英国侵略者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主动地把“治外法权”让与了英国。清廷的思维来源是落后的“各管各”思想，而这种各管各，有没有强强联手的意味？这是没有国家概念而只有势力概念的清廷权势固有思维。“法权”的国内称谓是特权，洋人在中国有“法权”，清朝官僚在中国有等级特权，这是清政府和列强的平等！洋人在中国可以颐指气使，清朝官僚难道不是这样？有史述说，清末民初国人最强烈反对的就是这条“治外法权”，那是国人有了“国家”意识后的思维：国土上的主人反不如客人了（史称“民族自尊心”）！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清末慈禧政权会向“八国”宣战，那是给了他们法权还不满足（清廷向八国宣战的檄文中有这种说辞）！这是和长久以来清廷斥骂拥有特权而不知感恩的官僚“丧尽天良”的一体思维。
　　
　　正是清政府这种特权与“法权”的“平等”观念，慈禧才会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际在“上谕”中说：“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这是清朝统治者对“主权”既荒谬又错误认知赤裸裸的大暴露。
　　
　　封建时代天朝体系把皇权视为神授，而把利权视为赐予，这是它人治制度保护强者和富者的必然思维。在半殖民这个特定的清末时代，传统史述强调了清朝“中外”的不平等，而忽略了传统社会本质上的“不平等”，殊不知两者相辅相成？就像有史述所说清末政府要求国与国之间平等，而自己又在国内制造不平等一样。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不改变，却要求他人改变，这是一种落后认知观的悖论。用一句简单的话说，清朝统治者自己在欺侮人，而要求别人不要欺侮他，这是很愚蠢可笑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