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昏庸的帝王对有能力的大臣都存有十分复杂的情感：既想充分利用他们的才干，但又担心其功劳盖主，最终导致大权旁落甚至社稷不保！

　　作为晚清一代重臣的曾国藩，由于他极力平定太平天国、重拳整饬朝廷、严肃军纪、建立廉能政治等重大举措，使满清皇朝的命运得以延存，因而也就有了从咸丰到同治再到光绪年间，一度出现振衰起弊的中兴气象。

　　如果仅仅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满清政府启用曾国藩之类的汉人是需要冒一定政治风险的，但要统治整个大汉民族，没有汉族的大臣鼎力支持绝对不可能让清王朝江山稳固。咸丰皇帝和他的先辈们自然深谙其中要塞。

　　据史料记载，当曾国藩率领的湘军一举克复华中重镇武汉时，咸丰皇帝曾仰天长叹：“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无疑是咸丰的心头之患，而曾国藩能够力挫群雄，以汉人击败汉人，在咸丰看来，绝对是最佳选择。问题是太平天国一旦走向衰落之后，曾国藩的声望却是如日中天，凭借咸丰的能力和智慧，要驾驭文韬武略的曾国藩并非易事。

　　还有两件事可以看出咸丰对曾国藩的防范之心，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的父亲去世，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他抛下战场回家守丧，引来一片骂声。出乎意料的是朝廷不仅准假三个月，还给了他一笔银子，令他假满后即赴前线。曾国藩却两次上奏，倒净苦水提出复出的困难：虽身居高位，但无实权。军饷受制于地方，作战得不到支持。朝廷并不理睬，把他晾在一边，同意他在家终制。曾国藩在家一呆就是一年多，眼看自己创建的湘军由他人指挥，郁闷无比。咸丰九年，朝廷为防范太平军入川命曾国藩入川，却不授川督之职。不入川是抗旨，入川心里不爽。曾国藩一拖再拖。皇帝四次下诏催促。曾国藩就是不动。后来情况发生变化，朝廷让曾国藩赴了安徽。

　　于是，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咸丰所“领衔”的清政府对曾国藩采取了既信又疑、既近又疏的态度，可谓是疑忌横生、猜防备至。朝廷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持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如：左宗棠、李鸿章、刘长佑等，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最终导致湘军之间感情疏远、互相不和，从而达到制衡的目的；另一方面，对曾国藩及其嫡系的弟子则拼命压制。同治二年，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但由于诸多军务需要处置，暂时未能到任，这也是清政府的旨意。当他攻陷天京之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以为会受到褒奖，但同治皇帝却以尚未赴任巡抚为由，不得单折奏事，如有军务要事，仍由曾国藩奏报。表面看起来是赋予了曾国藩的权力，但实际上却在他兄弟之间制造芥蒂。此事之后，朝廷还以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为名，要求曾国藩迅速查清，并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提出严重警告，对于一个有功之臣如此苛求，其政治动机不言自明！

　　忠而遭疑，是历代忠臣最大的困惑和心理障碍，对此，深谋远虑的曾国藩不可能不知晓。在伴君如伴虎的日子里，曾国藩经常自诩自己就像一个弃儿一样到处去乞讨，并且经常被打掉牙齿，别人把你的牙齿打断了，你不跟别人理论，应该怎么办？最好的选择是“打脱牙、和血吞”，有苦从不说出来，他认为这是一生成功的本质！

　　曾国藩面对帝王的且信且疑，还有一套方法就是“隐忍”、不出风头！清朝政府要他卖命，不给他足够的权力，招兵买马都是自己掏自己家的腰包。最初的时候，咸丰皇帝下诏书让曾国藩出山，曾国藩深知任重道远，他说“我平时交往的人都是属于贫寒子弟，我到哪里去化缘。我平时读的儒家的东西读的很多，但是兵法的书我一本都没有看过，三十六计我都不知道是何计，南拳北脚我都分不清。打仗这是玩命的事情，不是纸上谈兵的事情，我做不了”。后来，曾国藩被召用的7年时间，清朝政府的安排就是将来打下南京城，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之后，这个功劳自己绝对不能抢，等事情成功后，让八旗兵、绿营兵来抢这头功。

　　曾国藩虽然为清朝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清朝政府仍然不是很信任他。直到1872年3月20日（同治十一年），他病逝于南京。得到曾国藩的死讯后，同治皇帝辍朝三日，下令追赠其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予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其湖南原籍、江宁省城等地建立专祠，将他的生平政绩，宣付史馆。更重要的是同治皇帝还亲自为曾国藩撰写了祭文和碑文。

　　不过，在这位同治爷的眼中，曾国藩其生也荣，其死也哀，也不枉他为满清王朝效命了一场。他的功绩不仅在于他是一个文人而能南征北剿，挂帅封侯，还在于他当时给清朝政府网络了一批人才，诸如左宗棠、李鸿章、刘铭传、曾国荃等在他的举荐下，也把各自的才能发挥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