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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昌帝是八月初一继位，九月初一就驾崩了，这当然是大事情，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有人说是服红丸而死，也有人说与红丸无关；有人说旧病未愈，有人说是劳累所致；有人说是惑于女宠，是郑贵妃有意加害；有人说是用药差误。有的大臣因李可灼进红丸功，议“赏钱”；有的大臣以“李可灼罪不容诛”，议“罚俸一年”；有的大臣以“可灼非医官，且非知药知脉者”议上，将其遣戍；直到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上《三朝要典》，遂免可灼遣戍。李可灼这个案子，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党争的题目之一。泰昌帝死后，天启帝继位。天启帝即位后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年号问题。万历去世，泰昌即位，改明年为泰昌元年。泰昌去世，天启即位，又改明年为天启元年。这样，泰昌和天启两个年号就重叠了。后来想出一个办法，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以前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到十二月为泰昌元年，第二年为天启元年。 泰昌帝死后，尸骨未寒，又发生“移宫案”。 三、移宫案 万历、泰昌两朝，皇位的更迭，宫廷的谲（jué）变，对于万历帝的长孙、泰昌帝的长子朱由校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在明军大败于萨尔浒的当月，朱由校（天启）的母亲王才人病逝。王才人原来是在东宫伺候皇太子朱常洛的宫女，直到生下朱由校后才封为才人，因长期遭到朱常洛宠妃西李选侍的凌辱和朱常洛的冷落，抑郁而死。她曾说：“我与西李有仇，负恨难伸。”第二年七月，朱由校的祖父万历帝驾崩。接着朱由校的父亲泰昌帝驾崩。朱由校接连失去三位亲人。特别是他的父亲泰昌帝即位一月即崩，举国上下，乱作一团。这年，他16岁。 这时的朱由校，还没有被祖父万历帝立为皇太孙，也没有被父亲泰昌帝立为皇太子，更没有出阁读过书。万历帝在世时，他始终不肯立这位长孙为太孙，也不肯让长孙出阁读书。直到临死前才留下遗嘱：皇长孙宜即时册立、进学。几天以后，泰昌帝即位，册立朱由校的仪式自然应该从皇太孙变为皇太子。但是泰昌帝并不热心册封太子，后来在大臣的一再请求下，才下旨：“钦定册立东宫，择九月初九日。”但人算不如天算，九月初一日，泰昌帝竟然驾崩。朱由校皇太孙未做成，皇太子还没来得及做，书本一天也没正式读，竟然要继承皇帝大位。这样的皇位继承者，有明一代，仅此一人。 那么，“移宫案”是怎么一回事呢？“移宫”，按照字面理解，就是从一个宫殿搬到另一个宫殿，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却是朝廷大事。“移宫案”，包括“避宫”、“移宫”两个阶段。 先说“避宫”。话还是得从朱常洛说起。朱常洛有“东李”、“西李”两位选侍。大家知道，后宫里头有皇后、皇贵妃、贵妃、嫔等等，选侍是比较低级的妃子。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母亲生下他之后不久就死了，朱由校及其同父异母五弟朱由检，托付给西李选侍照管。西李为了控制朱由校，便要求他与自己同居一宫。后来天启帝说：“选侍凌殴圣母，因致崩逝”，后“选侍侮慢凌虐，朕昼夜涕泣”。泰昌帝即位后，朱由校和西李随之移居乾清宫。西李得宠于泰昌帝，泰昌帝打算将她由选侍封为皇贵妃，但西李要求封为皇后。不久，泰昌帝驾崩，西李封后的梦想破灭了，便勾结心腹宦官魏忠贤，想利用朱由校年少，自己居乾清宫，觊觎垂帘，把持朝政。杨涟等到乾清宫哭祭，乾清宫门关着，大臣们排闼而进，阉宦挥梃乱打。诸臣强入，哭临之后，请见皇长子，皇长子被西李选侍阻于暖阁。大学士刘一燝（zhǔ）、吏部尚书周嘉谟、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疏请西李选侍不能与太子朱由校同住一宫，但西李选侍不肯移宫，甚至把朱由校禁闭在乾清宫。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乘西李不备，将朱由校抢抱出，魏忠贤等太监追出来。朱由校的衣袍都被追赶的太监撕坏了。阁臣刘一燝掖左，勋臣张维贤掖右，共拥朱由校登舆，抬到文华殿。西李派人来请朱由校回乾清宫，大臣们又把朱由校安排到慈庆宫。朱由校就这样摆脱了西李等人的挟制，逃出乾清宫，住进慈庆宫。这件事情史称“避宫”。 再说“移宫”。朱由校避住在慈庆宫，西李却“居乾清宫自若”。而朱由校（天启）要登临大位，就必须回到乾清宫。为了让西李尽快“移宫”，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多次上奏，朱由校（天启）犹犹豫豫，反复无常，最后才于九月初五日下令：“先帝选侍李氏等，着于仁寿宫居住，即日搬移。”西李选侍还是赖在乾清宫不搬。据《明史·方从哲传》记载：“……于是，议移宫，争数日不决。……至登极前一日，（刘）一燝、（韩）爌邀从哲立宫门请，选侍移哕（huì）鸾宫（明代宫妃养老之地）。”而皇长子朱由校（天启）也从慈庆宫回到乾清宫。 这就是“移宫案”。 “明宫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牵涉到万历、泰昌、天启三代皇帝，但是以朱常洛为轴心人物。“梃击案”梃击的就是太子朱常洛，“红丸案”吃了红丸的也是朱常洛，“移宫案”则是朱常洛的宠妃西李选侍居占乾清宫。大家可能会说，这三个案子就是皇帝家里头的事啊？但是，皇宫无小事，这三桩案子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宫案”本身。因为： 其一，“明宫三案”影响朝廷决策。“三案”将朝廷注意力吸引到宫廷斗争。《明史·后妃传》记载：“群臣争言立储事，章奏累数千百，皆指斥宫闱，攻击执政。”因之，朝廷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到国家大政、要政上，诸如关外的辽事等，致使许多重大问题或束之高阁，或拖而不决，或决策草率，或决而不行。 其二，“明宫三案”加速宦官专权。《明史纪事本末》记载：“魏忠贤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明末宦官魏忠贤专权，阉党跋扈，使本来腐败、黑暗的明末统治更加腐败、更加黑暗。 其三，“明宫三案”成为党争题目。明朝后期，有东林党、浙党、楚党、宣党、齐党等等，这些党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党不同，他们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是一些学人、官员组成的一个松散的群体。“明宫三案”就成为党争的题目，比如说李可灼进红丸这件事情，方从哲他们说李可灼没有罪，他给皇帝治病应当赏银；东林党人则说，泰昌帝的死主要就因为吃红丸，李可灼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后面要讲到的熊廷弼，他的三上三下、传首九边，都同朝廷党争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明朝廷“宫廷三案”闹得乌烟瘴气之时，正是努尔哈赤建元、兴兵——下抚顺、清河，萨尔浒大战，又连下开原、铁岭的时期。努尔哈赤看准了时机，继续向明朝辽东重镇沈阳与辽东首府辽阳发动进攻。 当明朝辽军在辽东战场上连遭败绩，形势异常严峻之时，紫禁城内也乱作一团，一月之间，两办国丧，一片哀戚。其实，万历皇帝的长期怠政，早已使得大明皇朝呈现出一片黑暗的末世景象，而“明宫三案”或可以看作是这种末世景象在宫廷中的一个缩影。“明宫三案”影响到国务运作、朋党之争、辽东战局和以后袁崇焕的命运。具体言之，所谓“明宫三案”就是“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摘自《明亡清兴六十年（1583-1644）》阎崇年著中华书局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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