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界之争历来是一个敏感话题。它涉及了国家政府的主权，假如政府由人组成，它还涉及人权，其意义更为广泛。在两者相交的概念中，强字在其中充当着主要角色。留于中国封建皇朝史册的归论是，强盛便能征服与拓展疆土。这个强盛，常会被史读解释为军事，这是一种成王败寇的史学观。其实，军事强盛的背后恰恰是社会经济（担当着无声的凝集力）的发展。社会经济在军事的后面起着不为人注目的先导作用。

　　发生于1900年7月（京畿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中俄边境海兰泡事件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是沙俄对清朝中国的侵略和野蛮行径。惨案致使近五千名华人被驱赶至江中或溺毙或枪杀，三万多原住华民流离逃亡，家园财产被烧光抢光。这是沙俄在“在历史中的一桩臭名昭彰的‘丑闻’。”沙俄制造的惨案令人发指。惨案是结果，那么，在这个结果之前，中俄边境又是怎样的呢？

　　曾任黑龙江将军、后来在清末民初第一个宣布独立的那位著名江苏巡抚程德全留有《书瑷珲失陷记》一文，其记述海兰泡情况如下：

　　沙俄“通商既久，矿务、船政、开垦、懋迁及一切苦力诸役，无一不藉资华人。铁路创修以来，俄人自内地招来及华人之闻风自往，凡在海参崴、伯利庙尔、徐固尔、海兰泡及受佣于各金厂者，奚翅数千百万。加以火磨火船商人之赁屋于海兰泡及投于俄人之家者，积财至数十万之多，累日至十年二十年之久，如是者亦不可以计数。……是故，旗屯则辟地日广，服田力穑，以供俄人衣食；流民则服诸般苦工，以供俄人驱使；商人则懋迁有无，以供俄人日用。黑龙江上下数千里，火柴羊草，半皆取给江右。……”

　　程德全虽然也说到华人“火磨火船商人……积财至数十万之多”，但就边界两地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是清低俄高。此段文字可以说明以下几点：一，在清朝人国界意识不明晰的情况下，沙俄边境城镇的经济发展，吸引了大批的当地华人，“风闻自往”。这几乎是现世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乡村中的人总是去镇上赶集，经济不发达地区总是趋往经济发达地区；二，沙俄经济发展，在海参崴、伯利庙尔、徐尔固、海兰泡等地（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之前属清朝中国领土。之后，海兰泡及江东六十屯为清俄共管区）的船政、金矿、、铁路、开垦，雇用了大批华人劳工；三，华人或经商或入俄国私人家庭作佣人、奴仆，边境华人的劳作，成为了“供俄人衣食”、“供俄人驱使”、“供俄人日用”的生活状态。一句话，俄国人的生活，包括“火柴羊草，半皆取给江右”。用中国曾经的话说：俄国人靠清朝边民的血汗养活。

　　从船政、金矿、铁路等来看，这是沙俄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人往高处走”的自然现象（清朝洋务运动虽数十年，也只在内地重要枢纽城镇）。在这种经济现象的表面，后人会看出，俄国人实际已经成为了当地社会的主流上层。掌握经济，便掌握了权力，这是历史的述说。这构成了清政府腐朽没落大背景下的小前提。

　　另据时人徐希濂撰写的《瑷珲县志》说：沙俄屠杀海兰泡惨案发生后，再跨江攻陷黑河镇、焚毁瑷珲城（黑河镇附近），“至于流离难户，纯系急迫逃生，财产实业没于城，窜奔异乡，命虽幸保，而生计已绝，柴米悉无，悬釜待炊，时常徬徨旅次，呼吁无门。幸遇省西富拉尔基屯起向西安岭一带俄国铁路兴工，男子趋赴佣苦，女子缝纫，在城幼童雇出拣粪，弱女郊外拾柴，辗转糊口，日无息暇，饥多饱少，苟延残生。”这是一幅“野火烧不尽”、休养生息“吹又生”的民生苦难景象。而其中，许希濂文中一个“幸”字，同样说明了“俄国铁路兴工”（侵占中国行为）这种经济活动还是在无声地左右着中国边民的行为，几乎与清政府所谓的“奸民”（汉奸）无关。

　　历史固然要看重结果，这个结果便是沙俄的野蛮侵占。这或许就是清末民初革命先行者们认为的“资本主义罪恶”；但忽略前因，甚至漠视事物发展的前期，就会看不到本质的东西；找不到解决问题的主要矛盾，同样也起不到历史的镜鉴作用。这就是现代人的观点：经济发展即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才是硬道理。

　　昔日海兰泡

　　今日黑河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