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宴饮图》（选自《大清帝国城市印象-19世纪英国铜版画》）

　　清代，桂林地区民间流行一首“十字令”，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地方州县衙门官员齐聚的场景：“一曰乌合，二曰蝇聚，三曰鹊噪（聚在一起闲谈），四曰鹄立（站司道班），五曰鹤警（上官到来），六曰凫趋，七曰鱼贯，八曰鹭伏，九曰蛙坐，十曰猿献（献茶），十一曰鸭听，十二曰狐疑，十三曰蟹行，十四曰鸦飞，十五曰虎威（各喊轿夫），十六曰狼餐，十七曰牛眠，十八曰蚁梦。”

　　这首民谚是清代官吏队伍庞大的生动写照。清代官吏队伍庞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官员众多，二是胥役众多。

　　清朝官僚队伍之庞大，基层官员之众，当为中国封建王朝历代之榜首。清朝官员有内、外之分，在京师中央各部院及其所属机构任职者，称为“内官”，又称京官。离开京师在地方任职者，统称为“外官”。从中央到地方的职别来判断，县官及州官都是基层的官员。从官员人数比例上看，基层官员无疑占去官僚队伍中的大部。据史料记载，截止到德宗光绪时，全国设州县的省份共有24个省区，设县1358个，并设直隶州（视为府）共76个、属州（视为县）48个。每县设知县1人，全国当有知县1358人，如加上属州知州48人，即达1400余人。每县又设县丞1人，当属知县的副职，还有主簿一职，三项人数合计，应为4200余人。然而，实际情况远不至此。清代“吏治日坏，徒法终不能行”，历代皇帝大开捐例，滥用非人，官吏队伍日趋庞大。一是捐纳卖官。政府要钱用，就卖官。如康熙十三年到十六年的三年期间，报捐知县多达五百人。乾隆三十九年冬季开捐起至四十六年六月停捐止，共收捐监生二十七万二千三十八名。由于捐纳大开，因捐纳而步入官场者日增。二是署事杂多。旧官去任，新官未到，封疆大吏应按规定临时派人代理其职务，可督抚们却把吏部分发的即用官扣留在省城，改派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去署理。三是随意调署。让实职府州县官离开任所，到别的府州县署事，使其以苦缺署肥缺。这是疆吏向属员示恩和索贿的手段，致使“文员调署纷繁，不惟易存五日京兆之心，即书吏亦呼应不灵。”四是买缺卖缺。地方上好的缺分，有人愿意花钱去买，有人则乐于得钱出让，于是他的上司和说合人也从中渔利。

　　胥役众多，更是清代政治体制一大弊端。清代继承中国封建王朝对官员的限制，如官员的地区回避制，官员不久于一地一任，调动频繁。因主要官员人生地不熟和一般事务处理不熟悉等原因，势必依赖那些长期盘踞一地、专司一职的吏胥。同时，清朝在部候选的“人数过多”的未入流佐杂也要往各省分发。于是，清代县级衙门胥吏众多，以致惊人。据资料显示，在四川，大的州县有胥吏一千余人，小的也有数百人、百余人。宣宗年间，有的知县下乡验尸，带着仵作、刑书、门印、签押、小使、六房、三班，以及本官仪卫、皂隶、马仆、轿夫一同前往，多达一百多人。一县如此，全国的吏役该是多么庞大的队伍！至于众多幕客（师爷）和官眷、仆人勾结一起，为害一方，更是“百弊丛生”。


　　对于这种现象，中国传统政治术语称作“官职冗滥”。不必要的多余的行政官员，通常称为“冗官”、“冗吏”。据考古证实，秦代已经有了“冗吏”称谓。可见在中国专制主义政体初步形成的秦汉时代，“官职冗滥”现象已经出现了。政府结构中这种“官职冗滥”现象，往往总是在历代王朝的中期发生，于是形成盛衰兴亡的历史循环中的一种特殊景观。行政官员人数的膨胀，导致行政机构的臃肿。这种现象同朝廷官员的腐化、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府效能的弱化和消极化，几乎是同步的。所谓“官职冗滥”，也就是“官数”极度膨胀的反常现象，是病态政治的症状，也形成可能导致严重社会危的起因。

　　清朝官制中的一大弊端也是冗员太多，以致行政效率极为低下。六部之中的官员经常互相推诿，堂倌推给司员，司员推给书吏，常常是一些重要的文件变为一纸具文，外省督抚大臣要办一件事，往往要从县一级开始逐级上报，到他们手上最快有时也要数月，清政府还常常在一个职位上设置数人，以达到互相牵制的作用，最后各个官吏均懒于从事，导致一事无成。譬如清初漕运每年四百多万石，戊戌年间上有一百多万石，运米本来是商人的事，政府却设总督一级的官员办理，沿途各舱搬丁、搬运船丁等多达十万人，由于冗员过多，致使每担米的运费高达18两，仅漕运一项，国家每年要支付千万两白银，成为财政上的一大负担。

　　“官职冗滥”是清代社会的一个“毒瘤”，它不仅加重了国家财政危机，也使得民众受到直接的压迫，还会助长行政环节的复杂化和行政效率的低下。更严重的危害，甚至可以促使国家机器加速腐化乃至彻底朽坏。“官职冗滥”严重败坏了官场的政治空气。清朝冗官冗吏充斥政坛上下，正官之外，候补官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在这样的环境下，在职官员大多委琐因循以自保，而“待次者”往往多钻营以求进身。事繁官冗，导致职业良心和责任心的泯灭，国家政治的运行于是逐渐走向根本无法挽救的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