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令人失望，清中期后，满汉渐趋融洽，满汉分列，一部二尚书，满汉各半。然而，宣统三年（1911）四月十日，清廷颁布了内阁官制任命的内阁，反不如前，令士人绝望，在新内阁的13个大臣，满人7个，汉人4个，蒙人1个。预备立宪后，汉人不增反减为1/3，全国哗然，各省谘议局奏呈议章：“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公例，请另简大员组阁。”

“不合宪政公例”，于是，各省谘议局联合呈奏折，说道：“以皇族组阁，不合君主立宪公例，请另简大员。”

　　清廷在关键时刻拒绝任何妥协，说道：“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值兹预立宪之时，凡我君民上下，何得稍出乎大纲范围之外？乃该员等一再陈请，议论渐近嚣张，若不及为申明，日久恐滋流弊。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尔臣民等均当懔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

　　设立国会，宣统元年9月（1909），全国（除新疆外）21省设立谘议局，议员民选，任期3年。当选议长者，如江苏张謇等亦是一时之选，成为宪政之最大成就。各省谘议局的宿求，是向清廷请愿早日设立国会。张謇俨然为各省谘议局领袖。在他的策动下，各省谘议局在此后二年中（1909-1910）有过三次请愿；请愿时，除谘议局外，还有各省商会、教育会、绅民、华侨参与，不仅要求速开国会，提出组阁，触及民选内阁权力等议题。

　　资政院表现甚微，资政院成立至宣统三年（1911）八月（武昌起事），在五年中表现甚微，虽提出《宪法十九信条》，然为时已晚，革命已爆发，此宪未起任何作用。

　　并非没有贡献，然而，新政出台也有不少推动时代进步的政策，诸如，奖励设厂、废除科举、兴办学堂、设立商部等，以及各省设立咨议局，给士人一点“清谈”之权，新政立法与前代相比，客观上起的积极作用，在后来的时辰里，也没有超脱当时的表现。

　　革命爆发，黄鹤楼畔的枪声率先敲响了清廷丧钟。武昌驻军于1911年10月10日起事，清廷湖广总督仓皇遁走，武昌遂告光复。武昌之役，虽事起仓促，然在月余之内，内地18省中，有湘、川等14省迅起响应，相继宣告独立，令满清陷于四面楚歌，穷于应付的局面。随着沪、宁等南方大城市光复，及海军归附，大动国际视听，奠定了革命军在长江中下游的基础。清廷虽保有直隶、山东、河南、甘肃以及东三省，然已危机四伏，陷于土崩瓦解之境。

　　民国元年（1912）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民国依法予以优待，持续2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政体遂此告终。然而，民国肇始，内忧外患即纷至沓来，袁世凯称帝自为及军阀割据，混战四起，使得刚成立的民主政体几经摧残而荡然无存。

　　随后的历史有目共睹：军阀混战、宁汉分裂、国共内战、八年抗战、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蒋介石等退守台湾；接着，大陆发生了土地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集体化浪潮、肃反、镇反、反右、大跃进、三年调整、文革等等一系列事件，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的改革开放政策，才使得国家真正走上了和平建设之路。辛亥百年之路表明，如果晚清的“新政”能够成功，或许会减少以后的巨额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