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君主立宪”，那次迟来的变革，史家多不看好。其实，它的启迪及史册上的份量耐人寻味。当然，历史就是历史，不能翻转重来，何不审视当时的思潮作为前车之鉴？

　　清军入关后，对内实行民族高压；对外签订数百个丧权辱国条约。晚清时期，特别是义和团动乱，以及清廷鼓动攻打使馆的愚蠢举动，令有识之士看到了变法易章的紧迫。

　　李鸿章上奏，1900年7月，时已八旬的李鸿章上奏折，句句真切，此折在慈禧出逃前送达，表述了疆吏对立宪的看法：“于此而不图自强，是谓无耻；于此而不思报怨，是谓无心。臣受国厚恩，负天下责望，岂不愿大张挞伐，振我皇威。倘于衰迈之年，亲见四夷来宾，万方归服，岂非此生之大幸？无如熟审众寡之不敌，细察强弱之异形，宗社所关，岂可投鼠；卵石之敌，岂待蓍龟。试以近事言之：紫竹林洋兵仅二三千人，拳匪官军，实盈数万，以一敌十，戮战旬月，毙洋人仅数百，杀华人已及二万，而兵火伤痍又以数万计。是兵与匪共战寡弱之夷，皆不敌矣。

　　又，京城使馆本非城廓，使臣、参、随、水兵，本非劲旅，拳匪及董军攻之，兼旬不克，所杀伤又数千计。是兵与匪合攻居怯之夷，亦不敌矣。今各国之师，连踪而至，快枪毒炮，纷载而来。朝廷果有何军，堪以捍御？天下果有何将，堪以折冲？

　　汉有三五里雾，而汉以亡；宋有六甲神兵，而宋以灭。此盖白莲余党，世宗宪皇帝先遏其萌，仁宗睿皇帝终芟其难。累朝圣训，昭示子孙，岂容以宵小之谰言，弃祖宗之家法。

　　臣年届八旬，沐四朝豢养深恩，若知而不言，言又不切，九泉之下，何面目见列祖之灵乎？用是沥血敷陈，伏祈皇太后、皇上宸衷独断，速黜妄之臣工，立斩猖狂之妖。臣冒暑遄征，已临沪渎，屡奉敦促之旨，岂异扶疾以行。”

　　下诏“立宪”，经过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攻占京师后，清廷竟然知错，逃亡西安途中慈禧，在光绪26年（1900年8月15日）下“罪已诏”，征求直言。到了西安，清廷下谕变法，令内外大臣条议“变法”上奏。此举在中国的千年史册中是极为罕见的。

　　光绪27年（1901）2月14日，慈禧再下诏“罪已”，重申变法，切责臣下：“尔诸臣受国厚恩，当于屯险之中，竭其忠贞之力，综核财赋，固宜亟偿洋款，仍当深恤民艰，保荐人才，不当专取才华，而当内观心术。其大要：无过去私心，破积习两言，大臣不存私心，则用人必公；破除积习，则办事着实。惟公与实，乃理财治兵之根本，亦即天心国脉之转变。应节遵照初十日谕旨，妥速议奏，实力举行。”

　　江楚“会奏三折”，光绪27年（1901）3月，清廷设“督办政务处”，筹措新政，政务处六大臣满、汉各半，奕劻、李鸿章、荣禄、昆岗、王文韶、鹿传霖；封疆大吏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遥为参与，二人曾上过三个变法奏折，分列27件事，名为“江楚会奏三折”。此折盛传一时，慈禧颁旨，谕令朝廷及疆吏对江楚会奏整顿中法，以行西法各条，应一律通筹，切实奉行。不难看出，清廷变法是以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为依据的。

　　光绪27年九月，清廷再次下旨：“责令中外臣工，将应变通与革诸事，力尽其难，破除积习，以期补救时艰；并将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以行西法各条，随时摘要举办。”

　　旨意中，我们可看到，清廷催促大臣速议变法办法。

　　重申变法，光绪27年10月2日，慈禧再次颁懿旨，重申变法：“自经播越，一载于法，幸赖社稷之灵，还京有日，卧薪尝胆，无时可忘；推积弱所由来，恨振兴之不早。近者特设政务处，集思广益，博采群言，逐渐施行。

　　择西法之善者，不难舍己从人，除中法之弊者，统归实事求是。数月以来，兴革各事，业已降旨饬行，惟其中或条自繁重，须待考求，或事属创举，须再参酌，回京以后，尤宜分别缓急，锐事图成。

　　兹据政务处大臣荣禄等面奏变法一事，关系甚重，请重申诰制，示天下以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并饬政务处以时督催，务使中外同心合力，期于必成；用是特颁懿旨，严加责成尔中外臣工，须知国事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即中国民生之转机。

　　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尔诸臣受恩深重，务当将应行变通兴革诸事，力任其难，破除积习，以期补救时艰。昨据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各条，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大要不外言归于实，用得其人。予与皇帝宵旰焦劳，母子一心，力图兴复，大小臣工，其各实力奉行，以称予意，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张謇之变法平议，当时，除刘张之“变法三折”外，在野也有人提出变法。光绪27年（1901），江苏名士张謇发表“变法平议”，虽他的变革之法未被采纳，亦可代表士人的主张。

　　迟来的“满汉通婚”，清王朝依靠武力夺得政权，他们藐视汉族人，为了保持纯正血统，禁止与汉人通婚。但是，到了1902年2月，慈禧回京后，却颁布了道谕旨，允许满汉通婚：“我朝深仁厚泽，沦浃寰区。满汉臣民，朝廷从无歧视。惟旧例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着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余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民人等，着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

　　至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之和。嗣后缙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断不准官吏胥役，藉词禁令，扰累民间。如遇选秀女年份，仍由八旗挑取，不得采及汉人，免蹈前明弊政，以示限制，而恤下情，将此通谕知之。”

　　可是，谕旨仍禁止皇帝娶汉人女子，清世祖定立铁律：“满人无太监，汉人无妃嫔”。其时，虽允许“满汉通婚”，可是，此举却阻碍了“君主立宪”本意。

　　五大臣出洋，光绪三十一年（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