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中的这一重要情节是我的战友，也是航校的同学陈士印亲口对我说的。

　　当林彪等人在北戴河放弃南飞、决定北逃的时候，林立果没有忘记通知在北京的死党周宇驰。此刻，周宇驰等人正在北京空军学院的小楼里。

　　小楼前停着一辆卡车，他们正紧张地跑进跑出，把准备13日一早带往广州的东西装上汽车，运到西郊机场。11点多钟，当他们得知阴谋败露的消息后，立即改变计划，一部分人转移到空军二高专（林立果设在那里的一个据点），最后在小楼里只剩下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三人。周宇驰认为南飞广州不行，肯定没有可利用的飞机了，唯一的办法只能坐直升机逃跑（周宇驰曾设想过调用图124飞机逃跑）。周急忙对于新野说：“你立即开车到西郊机场把陈士印接来，我给陈士印打电话，让他在那里等你。”因为空军学院离西郊机场很近，只有一条马路之隔，开车很快就到。

　　我与陈士印都是1964年7月份从同一个航校毕业又分配到同一个部队的飞行员，根据陈士印的回忆，我与他，还有另外3名同学被航校评为优秀飞行学员。当时，专机师领导从我们40个飞行员中分出20个在二团飞伊尔14飞机，另外20人飞里2飞机（其中有一名因身体原因停飞），属于三团领导。后来三团领导不知从什么渠道了解到航校飞得较好的飞行员大都分配到伊尔14飞机上去了，认为分配不均，团长特意把已经分配到二团的陈士印要了过来。陈士印在里2飞机上完成全面技术训练之后，根据需要调往新成立的直升机团（四团）改飞直升机。1967年5月到法国学习“云雀”直升机驾驶技术，由于在完成专机任务中表现突出，在晋升中队长之后不久，就担任了飞行作者晚年与前3685号直升机机长。他担任副大队长的职务，当时不足30岁。

　　当时国家有许多在农业、工业等各条战线上树立起来的典型，如大寨、大庆、沙石峪等，附近没有大飞机可以直接到达的机场，有的地方就连安24、伊尔14飞机可以降落的小机场也没有。每逢国家领导人及国外来访的贵宾到这些地方进行参观访问的时候，唯有直升机才能担此重任。所以，直升机同专机师的大飞机一样担任着总理、副总理及外宾的重要飞行任务，不同的是直升机不能像大飞机那样漂洋过海直接担任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的任务。此外，类似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这样的特殊环境，也有专机部队直升机飞行员的身影，面对对方的炮火与恶劣的生活条件，坚持战斗达一年多的时间。

　　由于直升机的性能决定了执行任务的特点，飞行中所面临的客观环境与大飞机相比有着复杂的一面，这些都是不了解情况的人们无法想象的。首先选择降落场地就是飞行员的一项过硬本领，在地面没有人指挥、缺乏提供地面降落资料的情况下，全靠飞行员在空中的观察判断能力，水库的堤坝与大城市的足球场就是非常理想的降落场地了。对飞行员来说，直接威胁到飞行安全的因素除了复杂恶劣的天气条件之外，就是那些高出地面的高压线、广播电视发射塔、烟囱等形形色色的障碍物，有时不得不把飞机降落在大建筑物的顶层。尤其是抢险救灾的任务中，从时间上不可能提供预先了解降落场地的情况，一切都靠飞行员的飞行经验与面对实际情况灵活处理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