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1979年2月5日结束访美，2月15日就打响了“中越自卫反击战”，战争一打响，陈汉涛就去前线采访了，他去的是广西，十多天后回来，看到了他在友谊关前的留影。我试探着向老宋提出申请，也想去前线，老宋与陈汉涛商量后，竟答应了，让我走另一路，去云南。那已经是三月初了。

　　我坐火车到昆明，先找到当时昆明军区创作组的彭荆风。彭荆风五十年代与林予合作创作了后来由王晓棠主演的电影《边寨烽火》，他们，还包括徐怀中、白桦，五十年代冯牧在昆明军区当文化部副部长时，是极活跃的一批 。后来，白桦与彭荆风被打成了右派，林予被下放到了黑龙江农场，我是下乡时认林予为老师的。

　　彭荆风当时很热情地帮我联系了一支部队，参战部队已经撤回河口了。我从昆明去河口，没到河口，似乎是过了蒙自到屏边，晚上就睡在撤回来的部队的帐篷里，深被一帮已被战火洗礼过的同龄人所感染。当时每一支参展部队都有牺牲者感人的故事，记不得我所去部队究竟是什么番号了，战士们争相告诉我他们的指导员如何如何之壮烈。其实这位指导员在战争打响后二十分钟就在冲锋陷阵中牺牲了。当时年轻的士兵与指挥员都没有作战经验，都只凭一腔的热血。

　　《中国青年》在当时是有巨大影响力的，我的幸运是，第二天中午就碰上了一位似乎是总政组织部的领导，他听说我要采写这位指导员，马上就要求这个部队派出一个宣传干事，全程陪同我，一路提供方便。于是我们先坐吉普车回昆明，从昆明飞保山，从保山去这支部队的驻地盈江，采访指导员生前战友；再从盈江去丽江，到这位指导员的家乡。这位牺牲的指导员是纳西族，叫和自兴，陪同我的宣传干事叫许志，总政那位领导叫杨国庆。

　　于是，在1979年，我有幸跑了半个云南——坐四十多人的小飞机飞到保山，部队的吉普车已经在等候了。从保山到盈江要翻号称九十九道弯的高黎贡山，那时的公路都是砂石路，一路颠簸烟尘滚滚，但弯道边到处山花簇拥，给我印象太深刻了。过了腾冲，路两边处处是鲜红的石榴花与翠绿的芭蕉叶，红绿深处有鸟语人家。我在盈江的部队营房里似乎住了两天，出门便是芭蕉树，每天午后都有雨打芭蕉，雨后整个空气都是绿的。采访对象主要是和自兴的老乡、战友，留守的宣传干事何志海，我还记得他当时直率地与我交流对邓小平掌权后担忧的神情。

　　在盈江采访完，许志专门带我走另一条路，到瑞丽走龙陵到保山到大理。当时瑞丽边境上每个小“卜哨”（傣族称女孩）手上都戴着几块电子表招徕，本是低质的电子表与尼龙蚊帐那时都是走私的时髦货。那趟云南行之难忘，穿过傣族村寨，刚好是泼水节期间，每个村口都有等待泼水的队伍，车就在一片又一片晶亮的水花中穿行。而翻山越岭，从澜沧江到怒江，江水一直蜿蜒陪伴在深深的谷底，每一处都是风光。到大理又恰逢三月街，旅店家家客满，当地团委干部只能将新婚的新房让出来给我们住。从大理到丽江，越走越荒僻，那时的公路是先到香格里拉后到丽江的，香格里拉那时是“中甸”。从大理到中甸天已黑透，对当时中甸的印象里，弥漫着浓重的牛粪气息，许志说，再往前不远，就进西藏了。而丽江则极干净，石板路两边流水淙淙，到处是安静的砧杵声。我们到黑龙潭，玉龙雪山似触手可及，园内几无一人。那时各地人都安居乐业，这个静谧的小城真美如世外桃源。如今，一切都还能倒退、回去吗？

　　丽江团委的一个纳西族女孩陪我们去烈士的家。车把我们送到道路尽头，然后只能步行。它让我充分领略到云南大山之累：只翻一座山，上到山顶再下到谷底，进寨子时候，天已经近黑了。寨里没有电，在黑乎乎中吃了饭，睡在木楼上，铺着柔软草的地铺。第二天早晨醒来听到轰轰的水声，原来喘急的金沙江水就在木窗之下，江体碧绿，浪花雪白。

　　寨子古老，沿着江边，有青石板路上下。我清楚记得，烈士家院里有一棵遮荫半个院子的核桃树，其妻姓木，年纪尚轻，绕膝却已有两个孩子。小点的在母亲怀里吮着指头，大点的趿着大人的发黑的胶鞋。她穿黑衣，木然呆坐着，全无表情。他的丈夫，那位烈士在舍身带着他团队冲锋的时候，不会想到自己逝去对这个家意味着什么。他自己轻易便淹没在那片光荣的陵园里了，留下稚嫩的妻儿寻找今后的选择。我后来才了解到，当时，每一位烈士的抚恤金是两千元。

　　那晚，寨里人为亡人在空场上燃起了篝火，伴着闷闷的鼓声，开始手拉手跳那种单调的舞蹈：往左一步，右脚弹一下；往右一步，左脚又弹一下；随后脚一跺，嘴里就很粗壮地发出一声。松枝烧得噼啪作响，火越烧越旺，火星飞溅，便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

　　舞一直跳到很晚，我躺在木楼的地铺上，一直听着那闷闷的鼓声伴着湍急的水声入眠。第二天早晨我们天不亮就出发回丽江了，青石板路上仅有熹微的晨光，薄雾飘绕在那些佝偻的被岁月压弯的老房上，我的心里只剩下感伤。

　　但其实，许多伤痕，只一换环境，轻易就被我们自己所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