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一开始，刘少奇问题如何发展是一大悬念。

　　到1966年10月，全国人民都已经明白刘少奇已经失势，在工作组问题上犯了错误。但他的错误会如何发展，他的政治生命如何走向；他最终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会不会仍然在中央领导层工作，都还是悬念。他的问题愈演愈烈，逐步彻底被打倒，最后连性命都不保，确实是全国人民始料所未及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清华北大突然贴出了刘少奇的大字报，但很快就撕掉了。大家认为中央还是在保护他。

　　这年10月23日晚上，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参加会议，林彪主持会议。

　　林彪宣布：“今天晚上的会议，是由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作检查”。

　　会场寂静。然后刘少奇作检查，他有一个稿子。他念道：“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这是一个总的表态。其实林彪此时还未讲话，只是在小组会议上有一些插话。

　　他讲：“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50多天中，我在指导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承担。”“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然后，他列举了派工作组，订出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批发北京大学9号简报，批发一些中央局的简报，在大专院校形成白色恐怖，过问王光美参加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和女儿所在的北师大附中文革运动，同意新市委恢复党团组织活动，同意工作组撤退时把职权交给各学校文革筹委会，批准共青团中央《关于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规划》等情况。“当工作组已经派出，已经有同志发现工作组同革命群众运动发生对抗的现象，并且提出不要工作组，例如陈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过这种意见。陈伯达同志是根据毛主席的启发而提出这种意见的。当时，我如果能过领会毛主席的思想，……也还是可以不至于犯严重的路线错误的。但当时我们没有这样做。”

　　然后，刘少奇说“我这次犯严重的路线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就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例如，1946年2月，和平民主新阶段，对和平抱有幻想；1946年对东北战争的指导上，对林彪同志的支持是不够的；1949年对天津市工作说过很多错话；1955年批评了山西省委组织农业合作社；没有批评邓子恢砍掉10万个合作社；1964年我又翻过形左实右的错误；1962年七千人大会对当前的困难讲得过多了，这是一种右倾错误，鼓励了翻案风、单干风；“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根本不赞成我们对于当时的形势估计和某些做法”，“我这一段时间内所犯的错误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1964年，我强调了到农村蹲点，强调得过分，对当时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估计过分，“这在事实上就否定了毛主席所说的开调查会的方法；在这段时期中，我过分相信王光美同志在一个大队蹲点的经验，让她在几个地方作了介绍。并且向北京市的同志推荐听她的介绍，后来又把她的讲话记录发到全国，这就给许多同志以极不好的印象。”到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我的上述错误并没有改正。我的这些错误也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23条之后，才纠正的。

　　刘少奇的检查应该说是很彻底的，是翻箱倒柜的。他的检查的思路完全是按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思路检讨的。显然是想中央能够通过的。

　　然后，他叙述了毛泽东回京纠正了他的错误说：“我完全拥护党的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的变动。林彪同志在各方面都比我高明得多，党内其它同志也比我高明。我对十一中全会和毛主席的一切决定，决心严格遵守，决心遵守一个党员所应当遵守的纪律，决不在任何人面前搞两面派。”

　　“这是我现在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理解，这种理解当然是不深刻不全面的，以后还要继续努力去理解它。我决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林彪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的榜样，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力求在今后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这是我的检讨。请同志们批评，给我以帮助，并且清除我所犯的路线错误的影响”。整个检讨没有“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这句话只是出现在邓大人的检查里。然后他也喊四个伟大等口号结束检查。

　　有道是“坦白从严，检讨从重”。刘少奇、邓小平两人按照过去的规矩检查以后，不料中央文革认为这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随即遭到了软禁。中央文革把中央会议材料捅给“五大领袖”，会后清华、北大造反派立即用大字报把刘邓的检查张贴出来了。然后北京各大院校的学生三五成群纷纷到清华北大抄大字报，然后从北京立刻转抄到了全国。到11月，天安门前贴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把党内的人事变动公布于全世界。（